2017年4月13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研究员就伊拉克政治、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等问题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全文如下：
伊拉克战争14周年：撕裂的版图
美国人结束了战争，却没带来和平；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却没能把魔鬼关回去。
美国在伊拉克更可能采取一种有限介入政策——“空中干预”。特朗普政府不可能重新回到大规模军事干预时代，奥巴马时代的“战略收缩”态势不会逆转。
社会分裂、教派仇杀、恐怖袭击……战火依旧在两河文明发源地蔓延。
14年前，2003年4月19日，美军宣布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结束。而现在，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城仍然硝烟弥漫，散发着血腥。库尔德人期待着竖起自己的旗帜。500万伊拉克库尔德人，离这个国家越来越远。
2017年4月2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两个主要政党决定，就自治区独立公投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公投时间和机制。
上千年来富庶的两河流域，养育了一代代伊拉克人，如今，这里却延续着战争。如旋转的陀螺渐渐丢掉了平衡，凌乱地摔倒在了地上。“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点点崩塌，最终“车裂”了自己，“凌迟”了中东。据联合国统计，仅2016年的暴力事件就夺去了至少6878名伊拉克人的生命。
“伊拉克未来很可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牛新春说，“民主不是靠流血就能得到的，将来最不可能的是民主化的前景，其他都有可能。”
“伊拉克肯定会分裂,”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绍先说,“库尔德独立是挡不住了，伊拉克最好的情况就是维持一个联邦制国家。”
在迟迟不能结束的战争中，这个国家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就会被一拳打碎。
争夺“权力真空”
2003年4月9日，美军攻进巴格达，历史进入美国占领伊拉克时期。此后的一个月为伊拉克战后乱局埋下祸根。
手持AK-47、机关枪，甚至还装备有火箭筒的抢劫者横行在巴格达街头。军警体系瘫痪，联军释放了少年监狱的囚犯，大批罪犯从被破坏的监狱里逃出，巴格达谋杀率居高不下。
美军军法顾问马修·哈沃说，美军眼睁睁看着在巴格达发生抢劫，却不知道有责任制止此类事件。在战中以及随后的抢劫期间，伊拉克司法系统75%的基础设施被摧毁，这时候美军律师才发现，自己要负责把伊拉克的司法体系重新复原。
这仅是美英联军缺乏明确的战后重建计划的一个侧影，战争后没能填补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让部分派别势力趁势崛起。“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基本安全的话，那么人民自然会转向宗派寻求保护。”牛新春说。
在巴格达，继承了父亲一手创建起来的什叶派慈善机构的萨德尔，趁萨达姆政权刚倒台，就派人将巴格达北郊的“萨达姆城”改名为“萨德尔城”。在这座有200万什叶派的城市，30岁不到的萨德尔派人义务巡逻、分发食品、修复发电厂、恢复电话系统，成为城市的新主人。
2003年5月23日，时任美驻伊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命令伊拉克军队解散，作为萨达姆政权的统治中坚，逊尼派在伊拉克军队担任大多数军官职务，美军让他们下岗，无异于断了他们的生路。“这让伊拉克向无政府状态转变。”牛新春说。
而随后推行的“去复兴党化”政策，140万复兴党成员成为整肃对象，逊尼派再遭重创。结果是“为渊驱鱼”，部分被边缘化的逊尼派由此被赶到反美武装的行列，2003年夏，逊尼派出现了至少8个致力于与美国人和什叶派进行战斗的组织。教派政治也日趋凸显。
分与和
美国人结束了战争,却没带来和平；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却没能把魔鬼关回去。
2004年4月，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在美国主导下，伊拉克建立了严格的政治配额体制，将总统、总理、议会及内阁职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不同的教派。
一群坐在伦敦、巴黎的公务员在纸上画个圈，就划定了如今中东各国的边界。一战结束后，英国、法国获得在中东地区的委任统治权、托管权，原有的语言、种族、宗教、部落情况被弃之一边，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国家被新创造出来，由此埋下隐患。
伊拉克曾经只是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三个省，直到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复兴党积极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构建国家认同，中央威权的强力手腕，让与国家认同相抵触的其他认同噤若寒蝉。
然而，伊拉克战争之后，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认同趋于解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部落认同重新被激发出来，压在了国家认同头上。
“伊拉克分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扭转。”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说。
“过去14年，美国在促进伊拉克各派和解上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教派冲突并不能让美国获利，反而会对美国不利。”牛新春认为，在一个缺乏强大的国家认同意识、公民意识的国家里，民主程序没有办法解决族群矛盾。美国设想的一个包容性的伊拉克政府，由此成为镜花水月。
本来势如水火的伊朗和伊拉克,逐步实现了由对手向“兄弟”的转变,更让美国始料未及。孙德刚介绍，萨达姆政权本来是制衡伊朗的前沿阵地，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反而打破了中东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平衡。
伊拉克什叶派上台执政，为两伊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美国人最担忧的一幕成为现实：一条从伊朗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从波斯湾连绵到地中海。
库尔德人追求百年的独立梦，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一步步接近实现。战后美国主导伊拉克重建进程，库尔德人获得空前的政治权力和地位，不仅获得事实上的自治，还产生了中东国家第一位库尔德人总统。
“分而治之，一直是美国的中东核心策略。”孙德刚说。
1991年海湾战争后，在美国支持下，库尔德人聚居的伊北部三省，开始脱离伊中央政府管制，实行自治。“库尔德人不管在哪个国家，一直被人作为牌在打：海湾战争后，美国鼓动库尔德人反对萨达姆政府，现在美国又压制库尔德人，要求保证伊拉克领土主权完整，不让库尔德独立。”牛新春说。
“在交流中，库尔德代表团告诉我，中央政府拿走了他们石油资源的收入。”孙德刚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自治区依靠石油出口经济发展迅速，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在多个省份的归属上发生分歧，特别是石油储量丰富的基尔库克省。这个省名意为“国有”的省份原属中央政府管辖，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吓跑了驻扎该省的伊拉克政府军，随后库尔德自治区武装控制了这座“石油印钞机”。
“库尔德人也是美国反制伊拉克政府的筹码。如果伊拉克政府不听话，美国就以库尔德问题打压他。”孙德刚说。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胜利余波荡向其他三国，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与伊朗目标一致，不允许在边境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土耳其和伊朗两个斗而不破的国家因此达成共识，又打了美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库尔德问题是个潜在的炸弹，库尔德民族和其他主体民族的矛盾走向公开化、极端化，可能将改变中东格局。”孙德刚说。
美国不甘旁观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东最高峰时部署16.5万战斗人员，使用505个军事基地。2011年后，美国在中东常驻军规模一直维持在3.5万人左右。
2011年12月18日，最后一批美国成建制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关闭在伊拉克所有永久性军事基地后，丧失了“治外法权”和“军事特区”。
“撤军后，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影响力是大幅下降了，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稳中有升。”牛新春说。
“美国仍保持了一种战略干预的态势，通过四种方式维持在伊拉克的柔性军事存在。包括聘用私人安保公司、军事训练人员、利用驻伊使领馆安插安全和情报人员、为伊拉克防空力量派驻特种兵等。”孙德刚说。
民族、教派矛盾严重分化着伊拉克的武装力量，教派间的分歧、政党之争以及部落力量的渗透，使得数十万人的安全力量各为其主。
2016年3月，伊拉克政府刚开始收复摩苏尔的作战时，面临弹劾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一度以“保卫巴格达”名义回撤部分前线兵力，“后院起火”让摩苏尔作战严重受挫，以致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在同一个月先后到访伊拉克，力促各派搁置内斗。
在目前激战正酣的摩苏尔战场，什叶派民兵和美军并肩作战，成为攻城主力。什叶派民兵曾在2003年重创过美军，在美军撤军后一度声势消减。
2014年，“伊斯兰国”打得伊拉克政府军溃不成军，什叶派宗教领袖发布教令号召信徒参军，有超过10万名什叶派穆斯林加入民兵组织，什叶派民兵乘势而起。后来，伊拉克政府将多数什叶派民兵武装整编为统一的“人民动员组织”，直接向战后一直由什叶派担任的总理负责，由政府付薪并提供装备。
“什叶派民兵虽然受到沙特等海湾国家以及美国的打压，但有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等国作后盾，什叶派占一定主导优势。”孙德刚说，“当伊斯兰国被消灭后，为抢占留下的权力真空，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武装力量会出现第二轮的争夺。”
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奥巴马决定让美国参与打击“伊斯兰国”，重返伊拉克。
“很有可能，美国和伊拉克就2008年《美国驻军地位协定》又签订了补充条款，变相给予驻伊美军豁免权或治外法权。为避开伊拉克议会审查，这些条款是不对外的。”孙德刚介绍，2014年美国为打击“伊斯兰国”大幅增加在伊安全部队，这些补充条款是为了扩大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自由，以有利于美军开展特殊作战任务。
虽然美国仍在向伊拉克提供军事装备援助，但还会有所顾虑。“2014年，伊拉克政府军从摩苏尔撤退，大量的美式装备，都让‘伊斯兰国’拿去了，所以美国现在提供军备非常谨慎。”李绍先说。
孙德刚预判，特朗普政府试图扭转颓势，加大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事务的介入力度，使美国从中东事务的旁观者重回领导者。“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会再次派出地面部队，抢占消灭‘伊斯兰国’的胜利果实。”
而在牛新春看来，美国在伊拉克更可能采取一种有限介入政策——“空中干预”，按照奥巴马的说法，“美国不能双脚都跳进去：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特朗普政府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大规模军事干预时代，牛新春认为，尽管还难以预测特朗普“战略收缩”的程度，但是可以预计奥巴马时代的“战略收缩”态势不会逆转。
合适的制度必须自己长出来
“把伊拉克战争以及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视作美国由盛及衰的转折点，过于简单、过于夸大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还是很强的。”牛新春认为，伊拉克战争并未让美国伤筋动骨。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的战略失误，民主化完全是一个虚幻的理想，给中东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李绍先说，“生活好了没？你在伊拉克调查，问南部什叶派的老百姓、巴格达以西逊尼派老百姓，还是问库尔德老百姓，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任何时候，伊拉克都被美国人作为一个失败案例来讲。美国留给伊拉克的资产大部分是负面的：教派冲突、国家分裂、经济社会倒退。”牛新春说。
就目前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李绍先认为伊拉克三股力量已经形同水火，保持一个国家，这样的机制是肯定不行的。“适合伊拉克的制度必须自己长出来，伊拉克战争失败就失败在外部强加制度，这是最大的教训。对于极有可能解体的伊拉克国家而言，最好就是伊拉克维持一个联邦国家。”
对于伊拉克的未来，牛新春认为其他中东国家的历史经验，只证明了哪些道路行不通，并未指明哪些道路行得通。他指出，伊拉克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可控的渐进式改革，由本国掌握主导权，通过小步慢走、不断试错，可以避免犯大错误。
“伊拉克政治重建道阻且长，但经济重建已初见成效。”孙德刚分析。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