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5日，上外中东研究所钮松副研究员在《新民晚报》发表评论文章《外籍劳工在中东富国似奴隶？》（见《新民晚报》2017年5月5日第A27版），全文如下：
外籍劳工在中东富国似奴隶？
日前，一段在科威特打工的埃塞俄比亚籍女佣坠楼视频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尽管事件的来龙去脉众说纷纭，但背后折射出长久以来中东富裕国家外籍劳工的斑斑血泪。
悲惨事件引起关注
在视频中，一名埃塞俄比亚籍的女佣，单手悬挂在窗外，不停地大喊救命。但她的雇主，一位科威特妇人，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旁边拿起手机录像。很快，力气耗尽的女佣从7楼掉落，幸运的是，她掉在下面的铁皮屋顶上，侥幸捡回一条命。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名女佣挂在窗户外面是想自杀。女主人把视频传到网上，众人怀疑她虐待了女仆，但女主人矢口否认。对于大家指责她见死不救，女主人表示：“女佣太重了，我怕救不了她反而把自己拉下去。拍视频就是为了自证清白，以免被人误会是我杀了她。”
外籍劳工在海湾“土豪国”命运多舛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媒体报道，每年都有上万名来自亚非多国的年轻人，来到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富裕的海湾国家，希望凭借劳动改善生活。
然而，这些外籍劳工在赚取养家糊口的报酬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制度的不公和雇主的虐待，有人说，许多在海湾国家的外籍劳工的处境近乎奴隶。
人数庞大来源多元
在海湾国家打工的外籍劳工以非阿拉伯人为主，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尼、菲律宾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占据大多数，也有少部分来自埃及、苏丹和巴勒斯坦等国的劳工。此外，还有一些劳工来自东亚与西部非洲，如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大量韩国工人前往海湾国家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从劳工来源地上不难看出，海湾国家最大限度切断了外籍人士入籍的可能性，这也体现了这些国家对待外籍劳工的态度，只愿意以恩赐的态度花钱买服务，对雇主的诸多违法事件视而不见甚至是默许，以求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此外，海湾国家对于外籍劳工的宗教信仰并不关心，这就形成了外籍劳工来源多元、宗教多元、政治多元的色彩斑斓的景象。
在海合会成员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六大“土豪国”中，外籍劳工占据了六国实际总人口的37%以上。沙特作为六国中唯一地广人稀的大国，外籍劳工人数最多，约有560万，私企员工中有90%为外籍劳工。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外籍劳工在该国实际人口中的占比较高，位居六国的前三名，分别为89%、72%和59%，换言之，这三国的外籍劳工人数已经远超本国公民的人数。可见，外籍劳工与海湾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在海湾国家，菲律宾人主要从事家庭厨师、保姆、司机和机场售货员等工作，巴基斯坦人主要当建筑工人和出租车司机，印度人主要担任机场工作人员，孟加拉人主要从事清洁工等工作。总而言之，外籍劳工从事的行业已经覆盖海湾国家民众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在阿联酋和卡塔尔，他们已经跻身金融业和通信业部门，在巴林甚至还有外籍人员在武装部队中服役。
劳工难获制度保障
海湾国家与外籍劳工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难舍难分的爱恨交织状态之中，双方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以海湾国家而言，首先是劳资制度层面的问题。海湾国家在劳工政策上实施的雇主担保制度，通俗来说，就是外籍劳工是否能获得合法工作以及获准工作的年限长短与雇主息息相关，不论其雇主是个人还是机构。
表面上看，海湾国家的政府在雇主与外籍劳工之间扮演了貌似相对超然的角色，但实际上，在缺乏政府有效介入的情况下，雇主与外籍劳工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关系。尤其是在供大于求的市场背景下，雇主掌握了外籍劳工去留的“生死大权”，心理上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常以“衣食父母”自居，以解雇作为要挟手段，而外籍劳工则不得不忍气吞声，目的是为了赚取远高于本国的收入用来养家糊口。外籍劳工与雇主之间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即使遭遇不公待遇，也无法随便更换雇主。
其次，海湾国家年轻一代的失业问题。随着海湾国家经济发展并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一方面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年轻一代在海湾君主国迈向核心部门的上升管道被堵死，造成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
本国大量年轻人口尤其是具有高等教育背景人口的失业问题，与无处不在的大量外籍劳工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海湾国家内部出现了削减外籍劳工，优先保证本国公民就业的呼声，但效果甚微，因为海湾国家年轻一代不屑于从事外籍劳工干的“苦差事”。
最后，因为雇主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一些无良雇主，尤其是家政行业的私人雇主被媒体曝出虐待、剥削、性侵等恶行。这些恶行往往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处于弱势地位且语言不通的外籍劳工在遭遇精神与肉体折磨之后，其中一些郁郁寡欢甚至选择自杀。
带来众多社会问题
当然，外籍劳工对于海湾国家也存在着诸多影响。首先是教派问题。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瓦哈比教法学派的发源地，信奉保守瓦哈比教义的海湾国家在引入外籍劳工时却较少考虑宗教背景。来自菲律宾的天主教徒、印度的印度教徒、尼泊尔的佛教徒以及伊斯兰国家信奉逊尼派其他教法学派的民众齐聚海湾，极大改变了海湾国家长期以来单一的宗教格局。
在目前海湾国家紧张的劳资关系格局下，宗教问题往往成为诸多问题的矛盾集中体现。尤其在巴林，该国王室为逊尼派而民众多为什叶派，因此巴林大力引进外籍逊尼派劳工，目的在于减少什叶派在总人数中的比重，引发了该国什叶派民众的极大不满，教派冲突与民众的就业问题交织在一起。
其次，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问题。海湾国家皆为美国盟友，美国在海湾设有军事基地，但许多外籍劳工的来源国与美国存在矛盾乃至敌敌意，如科威特就曾多次发生外籍劳工针对美军的袭击活动，不仅引起美军的高度警惕，对于国家安全也造成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大量单身的外籍劳工尤其是非法入境的劳工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针对当地女性的性犯罪引起海湾国家的高度关注。出于“祸水外引”的考虑，海湾国家对外籍性工作者的默许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但这种做法是对当地传统道德的一种挑战。
最后是公民身份问题。许多外籍劳工在海湾国家工作多年，早已适应了当地生活，有些甚至跻身中产阶级，期望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这一现象引发了海湾国家的极大不安，害怕改变本国的单一民族属性。但由于社会对外籍劳工依赖性太高，因此难以就涉及外籍劳工最高居住年限的政府管理制度达成一致，也就无法从制度上堵住外籍劳工对于公民权的诉求。
目前，海湾“土豪国”正在为“后石油时代”的来临而未雨绸缪，外籍劳工仍然会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双方之间“相爱相杀”的苦情戏也仍将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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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半岛曾有长期奴隶贸易史
回顾历史，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曾在黑奴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奴隶贸易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东非的桑给巴尔曾是非洲最主要的奴隶中转港，这得益于接近阿拉伯半岛的优越地理位置。
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主义的兴起，促使黑奴贸易的进一步商业化，黑奴贸易不仅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也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的人口结构。
来自阿曼的阿拉伯人在东非沿岸建立诸多据点，1840年，阿曼苏丹甚至将首府迁至桑给巴尔。许多黑人纷纷在阿拉伯半岛定居，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当代海湾国家中存在诸多皮肤黝黑的原住民了。
随着1890年英国成为桑给巴尔的保护国并解放黑奴，阿拉伯半岛的奴隶贸易才寿终正寝。
在奴隶经济结束后、石油经济到来之前，海湾地区可谓处于赤贫状态，阿拉伯半岛内陆多为沙漠，整体上农业落后，经济来源主要集中在珍珠养殖、羊毛织物和椰枣种植等较为原始的产品，从业人员数量有限且主要为当地居民，这一时期不存在也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外籍劳工。
麦加与麦地那两大圣城所在的希贾兹地区相对“国际化”，这主要得益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因朝觐而长途跋山涉水而来，朝觐经济促进了麦加的繁荣，许多朝觐者滞留圣地并形成诸多外籍人员社区，从事的仍然是朝觐服务相关的工作，但这在海湾经济发展中只是一个非典型的个案。
海湾国家暴富 外籍劳工涌入
随着20世纪30年代石油的大规模开采，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的重建与经济复兴离不开中东石油的“润滑”，海湾地区的经济面貌开始发生改变，从初级手工业和单一的农副业时代迈向油气时代。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海湾沿岸君主国纷纷获得独立，再加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海湾国家因为石油经济骤然暴富，民众享有较好的福利待遇，不愿从事“苦累脏活”，因此吸引了大量外籍劳工涌入。
石油产业离不开大量掌握现代技术的工人，巨额石油美元也促使了海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海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又带来了城市相关的下游服务行业的兴起。此外，暴富起来的海湾有钱人对于家政服务业有着巨大的需求。总之，这些因素促使海湾国家对于技术工人、服务业工人和家政人员的巨大需求。
来源：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