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5日，上外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从三个维度观察伊朗骚乱》（见《北京日报》2018年1月5日第3版），全文如下：

从三个维度观察伊朗骚乱

自岁末年初伊朗爆发波及全国多地的游行示威以来，外部世界对这场危机的性质、根源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众说纷纭，无外乎两种倾向，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源于伊朗民生问题的局部性危机，难以撼动持续近四十年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体，影响相对有限；另一种观点认为骚乱事件已成为严重威胁伊朗现行体制的“暴动”，是伊朗政治体制系统性危机的反映。在笔者看来，这场骚乱的缘起是内外因深刻作用的结果，应当从三个维度来客观认识：

其一，解决发展危机已成为伊朗“最大的政治”。这次骚乱表面上源于政府削减补贴、物价持续上涨、高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严重等民生问题，但根本恐怕还在于民众对已经进入第二任期的鲁哈尼政府振兴经济乏力的不满。造成当前伊朗经济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有特朗普政府加紧制裁使伊核协议红利大打折扣、油价持续低迷等外部因素，但内部环境的掣肘也显而易见。伊斯兰革命以来基于平等而非效率的经济体制、吸引外资的制度环境不健全、改革与保守力量的博弈、外交多线出击的巨大财力投入等，都加剧着伊朗经济困境的积重难返。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掌权，都必须正视问题，通过渐进式改革扫清积弊，探寻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其二，伊朗政治的韧性和惰性同时存在。客观而言，上述民生问题以及背后的发展危机与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有相似之处，问题的关键是这场骚乱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突尼斯、埃及、也门的政权更迭。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具体而言，此次骚乱尽管从最初的民生诉求转向反对总统、反对宗教领袖、反对宗教保守政策、反对现行外交政策等政治诉求，但总体上并没有系统的组织、明确的领导和意识形态目标，很难对伊朗现政权构成系统性威胁。

从本质上看，伊朗政治的韧性远高于此前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共和国的宗教集权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相对完备的官僚体制、改革与保守两大力量的相互限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绝对忠诚、长期处于战争和制裁中的政权抗压能力，都是伊朗能够维护其政权的韧性。与此同时，其体制中的惰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宗教领袖与总统关系的张力、宗教和军队阶层固化、改革开放诉求与宗教保守之间的矛盾、改革与保守力量轮番掌权的政治钟摆效应，都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这或许也是此次抗议浪潮中有口号直指现行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根源所在。

其三，伊朗外交改变的空间很小。此次示威者也喊出了不满伊朗外交的口号，要求放弃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但伊朗外交改变乃至妥协的空间很小。从地区格局层面看，美国和沙特对抗伊朗的政策难有改变，伊朗自身也不会放弃与俄罗斯以及地区什叶派力量之间的结盟。从国内情况看，任何让步和妥协都可能失去更大的民意，因为反对伊朗外交的示威口号仅仅代表部分人要求，而不是国民的一致意愿。此外，美国和以色列作为“宿敌”，不断利用伊朗国内游行示威煽风点火，伊朗方面也在外交舆论层面进行了唇枪舌剑的反击。因此，从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的结构性矛盾来看，伊朗国内的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