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9日，上外中东研究所马黛瑞博士生在观察者网发表评论文章《如何理解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转变？》，全文如下：
如何理解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转变？
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势如破竹控制全境，阿富汗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支曾经实施严酷统治的保守激进势力再次夺取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阿富汗的真实国情与民意基础。
阿富汗未来的政治建构离不开塔利班的全面深度参与，其意识形态不仅关系到阿富汗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发展进程，也关乎周边国家的战略安全与地区的和平稳定。
一、早期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
20世纪9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阿国内外矛盾空前激化，政治环境错综复杂。“马赛克式”族际社会构成使得国家内部宗派主义盛行，政治派别林立，军阀混战不止，政府低效腐败，经济严重失衡，社会民生凋敝。
历史上，英国、苏联相继入侵，周边巴基斯坦、伊朗、沙特等国家培养“代理人”渗透干涉，阿富汗政府和人民被边缘化。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阿富汗社会秩序长期失衡，安全形势恶化，逐渐沦为地区大国博弈的战场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在这一背景下，主要来自阿富汗德奥班德宗教学校的学生们揭竿而起，组建了名为“塔利班”的军事武装组织，提出“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和“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口号。
不同于一些政治伊斯兰组织或政党，早期塔利班既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也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更没有一套成熟系统的思想指导和政治理论，其意识形态是普什图瓦里（Pashtunwali）、德奥班德主义（Deobandism）、萨拉菲瓦哈比主义（Wahhabi Salafism）和阿富汗民族主义糅杂的产物。
（一）普什图瓦里是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基本底色
普什图瓦里（Pashtunwali）亦称为“普什图法典”，是由阿富汗普什图人的生活规范演变而成的道德、社会规约的不成文法。
十数个世纪以来，阿富汗所在地区各部落的实际掌权者是部落长老和宗教学者，而普什图瓦里则成为部落解决社会事务的部族秩序与管理规则，具有支持部落社会分权和自治传统、重视尊严与荣誉、服从权威、复仇、热情好客、规定妇女遵守“帷幕”（purdah）习俗等特点。这种部落政治结构与文化规范既是整个阿富汗国家的社会文化，也是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其政权赖以立足的基石。
塔利班最初的政治目的是确立普什图人的政治领导权。普什图人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集团和传统统治者，而大多数塔利班领导人和成员都属普什图族裔群体。
在首次执政时期，塔利班领导人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普什图沙文主义作风，不愿与其他民族分享政治权力，对少数民族持敌对态度，要求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佩戴异教徒标识，公开宣称占全国人口10%左右的什叶派哈扎拉族不是穆斯林，甚至制造了多起大规模屠杀哈扎拉平民的暴恐事件。
塔利班注重重建阿富汗的秩序与和平，但试图将普什图人的意愿强加在所有阿富汗人身上，遭到了其他部族的抵制，于是转而寻求以温和、笼络的方式将政治领导权维持在普什图人手中。
塔利班的国家治理理念以普什图瓦里为主要依据。首次执政期间，塔利班否定了穆兄会提倡的伊斯兰现代化思想，坚持部落自治，以普什图瓦里为政治决策和制定法律的主要参考。
出于维护部落荣誉，遵循庇护（Nanawatai）访客的传统部落“待客之道”，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ohamed Omar）甚至强硬回绝美国，拒不交出本·拉登。
虽然塔利班宣称以伊斯兰沙里亚法治国，但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仍会优先以普什图瓦里为依据。所谓根据伊斯兰法理施行的残酷刑法以及针对妇女的苛刻要求，实际上更大比重是遵循普什图部落传统文化与部落习惯法的要求。
普什图瓦里是塔利班获取阿富汗人集体认同与普什图部族支持的强大优势。根据普什图文化，部落结构由核心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族群组成，成员之间没有等级结构和常设机构，从下到上保持对家族和部落的忠诚。
发生分歧或冲突时，由各地部落长老和宗教学者组成的支尔格会议（Jirga）解决。因此，地方势力只是形式上保持对中央政权的服从和支持，实际情况却是“政令不出喀布尔”。
地方部落与中央政权的冲突成为阿富汗政治体制建设的主要障碍，无论是君主立宪、威权共和制还是美式民主制都无法顺利实现国家建构。
因此塔利班设立酋长制度，通过维护部落利益来迎合长老们的政治诉求，使得塔利班能够保存实力并获得胜利。
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塔利班化整为零，主要通过部落获得人力和财力支持保存了自身实力；与美国和谈后，塔利班又通过普什图瓦里认同顺利策反各部落势力，填补了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在美军撤出时，政府军一触即溃，塔利班则迅速控制阿富汗全境，夺取政权。
（二）政治伊斯兰是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是政治人将伊斯兰进行政治化加工的产物，通过重新解释部分教义、发明传统等方法，把特定政治主张包装成宗教责任，其核心目标指向政治权力。
伊斯兰教是阿富汗最重要的传统文化，是获取各民族和部落势力支持的认同资源，在塑造伊斯兰运动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塔利班在承袭德奥班德思想的基础上，借鉴了部分萨拉菲思想，经过毛拉领导层的诠释后形成了具有阿富汗本土特色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旨在夺取阿富汗政权，建立以沙里亚教法为基础的国家秩序。
塔利班的极端意识形态是对德奥班德思想异化的产物。德奥班德思想及该思想主导下的德奥班德运动均是在抵制英国殖民侵略和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兴起的，它追求伊斯兰文明复兴，有尊经复古的保守主义倾向，但并不极端。
起源于德奥班德学校的塔利班有选择性地继承了其思想，即奉行苏非传统，遵循哈乃斐教法学派和马图里迪教义学派；主张复兴正统伊斯兰教，恢复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主导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秩序；反对帝国主义，抵制异质文化，反对西化、世俗化。
塔利班领导层大多为缺乏文化与宗教知识的宗教学生和中下层毛拉，其思想掺杂保守的部落观念，对现代政治制度与社会思潮一无所知，并不具备发布教法说明的资质。
他们罔顾历史背景与时代发展，仅根据自身的理解对教法教义进行表面字义的狭隘解读，实施对国家事务、社会制度和个人生活的严苛法治。
如恢复古代野蛮的截肢刑法，简单粗暴地排斥包括电视、手机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文明生活方式。这种极端思想行径背离了哈乃斐学派灵活的“创制”精神和马图里迪学派倡导宽容、温和、中正的理性思辨传统，受到主流伊斯兰社会批判，以至德奥班德学校也声明塔利班极端意识形态与之无关，并发布教法令谴责恐怖主义和自杀式袭击，将塔利班政权定性为“非伊斯兰”。
塔利班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在萨拉菲主义影响下进一步暴力化、激进化。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沙特支持的参加反苏“圣战”的大量外国战士的到来，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宗教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浓厚的萨拉菲倾向。
萨拉菲派遵循严格的萨拉菲教义，否认马图里迪等其他伊斯兰传统学派，宣称其唯一正统性，拒绝理性和“创制”，注重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严格刻板的字面解读。
在政治上，它要求以萨拉菲教义规范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回到正统哈里发时代”，“用沙里亚替代一切世俗法律”，反对世俗化和现代化。
塔利班首次执政时的政治理念和对教法、少数族裔的宗教观念反映出明显的萨拉菲色彩。
一是主张回到伊斯兰教“黄金时代”，实行被伊斯兰主流认为是过时政治制度的“哈里发制度”，自称“埃米尔”；
二是反对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政党政治、宪政民主制度。它拒绝建立政党，认为政党是愚昧的宗派主义，反对西式民主是因为“人民主权论”中，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这一核心思想有悖于“真主主权论”；
三是呼吁恢复原旨教义和传统，对阿富汗社会、教育与文化生活展开全面的净化与改造，如过分注重外在形式，要求男子蓄须，禁止穿少数民族彩色服饰，要求女性穿戴黑色罩袍和蒙面面纱等，禁止一切绘画、音乐等现代艺术与文娱活动， 禁止女性参政和外出工作等。
塔利班吸收“定叛”信条，视非伊斯兰文物为蒙昧的异教偶像的态度，视其他如什叶派教徒、锡克教徒、印度教徒为“异端”进行残酷迫害，炸毁巴米扬大佛等行为也都可以看到萨拉菲思想的痕迹。
塔利班深受萨拉菲主义影响，但仅从伊斯兰学理视角来看，两者在教义方面存在尖锐对立。实际上，早期塔利班排斥萨拉菲教义和现代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的传播，招募更多萨拉菲主义者旨在通过结盟壮大武装实力，对“基地”等极端武装组织的庇护与合作更多是基于政治现实考虑而非意识形态吸引。泛伊斯兰口号也无法掩饰塔利班抵抗敌对武装势力的策略以及重建阿富汗秩序的真实意图。
（三）阿富汗民族主义是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必要因素
国家认同是实现民族国家构建、实现政治整合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条件。阿富汗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国家概念与爱国精神是在抵抗英国和苏联入侵的斗争过程中被激发觉醒的。普什图人是反苏战争的主力。早期塔利班成员中不少人曾参加反苏抗战，继承了普什图人的阿富汗民族主义思想。
塔利班的政治理想仅限于阿富汗境内，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坚决反对外国干涉或依附大国势力。塔利班曾宣称其政治目标包括恢复和平，捍卫阿富汗统一。
毛拉奥马尔曾明确表示只关心阿富汗境内问题，志在平息国内军阀混战，无意参与地缘政治争斗，也无心干预他国政治斗争。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更是自称“民族解放运动”，凭借反美强硬态度在民众心中塑造民族主义卫士的形象。
塔利班没有“去地区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也没有建立跨地域、跨民族“哈里发国”的政治议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争导致阿富汗极度贫困，缺乏资金来源的塔利班与拥有雄厚财力却苦于无容身之处的本·拉登一拍即合。
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生存和训练场地，以换取大量资金和人员装备，达到收买各部落军阀，驱除外国势力干涉，打倒傀儡政府的目标，“基地”则利用阿富汗向周边各国输出“全球圣战”思想。
因此，塔利班的阿富汗民族主义是它区别于“基地”组织，被“伊斯兰国”诟病为意识形态缺陷的原因之一。阿富汗民族主义和萨拉菲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也导致了塔利班内部的分裂。
无论建立何种政治体制，阿富汗民族主义始终是实现族际政治合并的必要条件。将族群认同升华凝聚为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是美国扶持下的前世俗政府未能实现的难题，也是塔利班目前实现国家建构面临的最大困难。
二、当代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演变
2021年8月15日攻占喀布尔后，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为维护核心意识形态，塔利班仍实行伊斯兰教法和舒拉民主制，坚持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酋长国立场，以实现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的有机统一。
虽然属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但相较于20年前首次执政，新任政权的意识形态有了显著的进步倾向。塔利班淡化了普什图瓦里中的狭隘宗派观念，改善了同少数族裔的关系；开始回归传统学派，在强调宗教合法性的同时明确摒弃极端萨拉菲主义；更加注重从现实出发，接受现代化思想，奉行温和的内外政策，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
（一）撇清与萨拉菲主义的关系
学派教义的差异和政治理想的分歧决定了塔利班意识形态与萨拉菲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塔利班批判萨拉菲主义是无宗派主义，其宗教学者尤其持排斥态度，宣称敌视瓦哈比运动，认为它是“偏离的团体，敌视教派，定叛穆斯林”。
而萨拉菲主义者指责有苏非背景的塔利班为“异端”与“迷误者”。“基地”组织著名理论家阿布·穆萨布·苏里（Abu Musab al-Suri）在《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之战》一书中也对塔利班进行了方法论批判，包括“无知、粗鲁和游牧主义，滥用教法而判定毛杜迪、哈桑·班纳与赛义德·库特卜为异端，传播苏非主义、对哈乃斐学派的偏执，逢迎国际社会的立场”等。尤其塔利班在执政期间一再要求加入联合国，更是引起萨拉菲主义者的怨愤。
“9·11”事件后，萨拉菲主义在阿富汗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美国的军事打击使塔利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作为始作俑者的萨拉菲主义遭到重视普什图传统的保守派的抗议和严重排斥，他们不仅为普什图族发声，也为整体阿富汗境内民族发声，呼吁建立建设阿富汗国家，而不是挑衅美国，掀起所谓全球“圣战”。而后，更加激进极端的圣战萨拉菲组织“伊斯兰国”频频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致使萨拉菲教义在阿富汗民众中认可度急剧下降。
塔利班萨拉菲色彩的淡化和它与沙特关系的“降温”有直接关系。为了和本·拉登撇清关系，沙特宣布与塔利班政权断交，停止了资金与人员支持，驱逐了阿富汗驻沙特使馆代办穆莱·穆塔乌拉。
2008年沙特主导的阿富汗和谈宣告失败，由支持政治伊斯兰的卡塔尔取而代之。作为保守、严格的萨拉菲瓦哈比意识形态的主要输出国，沙特与塔利班的疏远也沉重打击了萨拉菲主义的传播。
近日，沙特对塔利班政权持谨慎态度，除了对伊斯兰运动持敌视态度外，也和王储萨勒曼重返更温和开放的伊斯兰转型策略有关。塔利班高层更是直言不接受萨拉菲瓦哈比主义，也是希望能摆脱之前的消极形象，与其划清界线。
（二）与境内恐怖主义势力切割
从多哈和平谈判开始，阿富汗境内各极端武装组织就已成为塔利班实现政治理想和阿富汗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塔利班当局在多个场合表示高度重视邻国和西方国家的安全关切，保证阿富汗领土不会被用来对付任何国家。
塔利班与“伊斯兰国”之间宗教认知和政治主张的分歧使得两者早已反目成仇。
2013年，“伊斯兰国”就指责塔利班在毛拉奥马尔去世后迷失了方向，变得越来越具民族主义倾向。塔利班拒绝成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和重建“哈里发国”，建立“阿富汗民族国家”的态度使得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多哈谈判启动后，“伊斯兰国”更是指责塔利班与“异教徒国家”建立联系，成为美国代理人，宗教原则被腐蚀，和平协议是“为叛教的塔利班武装和十字军之间的长期联盟作掩护”。它以叛教罪为借口报复杀害普什图部落领袖与士绅，抢占塔利班势力范围，策反其分支武装叛变，发动多次暴恐袭击挑战其权威。
塔利班则斥责“伊斯兰国”为犹太人工作，除与俄罗斯、伊朗合作发动全面攻势外，还关闭了受“伊斯兰国”控制和影响的宗教机构和组织、学校，逮捕处决了一些相关领导人。
此外，塔利班与部族间紧密合作打压“伊斯兰国”的生存空间，并就针对“叛教”指控发布声明从法理学角度进行解释和回击。
近期“伊斯兰国”实施喀布尔机场和昆都士清真寺的爆炸袭击，妄图挑起教派和部族积怨冲突。面对严重挑衅，塔利班处决“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组织领导人艾布·欧麦尔·呼罗珊尼（Abu Umar Khorasani）以示警告，其反恐意愿与决心毋庸置疑。美国也表示“有可能”就打击恐怖组织与塔利班展开共同反恐合作。
但是，因塔利班为一些试图分裂周边国家的反政府极端武装组织提供基地、进行培训和装备的“前科”，美国、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仍持续施压，给出与恐怖势力切割的“红线”，敦促它尽快付诸切实行动。
前不久，塔利班促成了巴基斯坦塔利班与巴政府之间的停火协议。强硬派代表临时政府内政部长西拉朱丁·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表示，一旦和谈失败就会对巴塔采取军事行动。这是塔利班在国际压力下履行承诺释放的积极信号。美国要求塔利班不再充当“基地”组织的避风港，而塔利班发言人也否认了与“基地”组织存在“效忠”（Bay'ah）关系。
鉴于哈卡尼领导的哈卡尼网络与“基地”存在联盟关系，强行驱逐“基地”组织可能导致塔利班内部分裂和军事冲突，塔利班不大可能将昔日“盟友”直接移交给各国。
接下来，保持何种距离或采取何种方式控制和处理“基地”“乌伊运”“东伊运”等武装组织，将在很大程度上考验塔利班与各部落之间的协调能力，对阿富汗政局的掌控能力和外交应对能力。
（三）接受现代化并融入现时世界秩序
塔利班首次执政时试图完全取消现代性，并在阿富汗各大城市中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反现代化运动。新一代塔利班不再盲目排斥现代化，其意识形态也体现出一些现代性特征。
第一，建立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Zabiullah Mujahid）表示，阿富汗将拥有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政府……有权实行符合人民价值观的治理方式，理应得到其他国家尊重。塔利班以阿富汗人民代表的身份发言，要求尊重阿富汗主权，证明它认可人民、主权、民族、现代国家等概念。
第二，尊重国际秩序并致力于融入国际社会。塔利班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与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它主动展开外交攻势，积极处理同邻国关系，与利益攸关国共同探讨阿富汗局势发展，同时要求获得阿富汗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资格，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第三，将恢复经济秩序作为首要任务。面临最难的“经济考卷”，塔利班一改首次执政时维持自然经济的落后观念，呼吁国民尽快复工复产，积极展开与多国对话。除了请求国际社会给予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它还邀请中国、俄罗斯、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合作，特别是多次强调要继续参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合作，搭上中巴经济走廊“顺风车”的愿望。
塔利班对世界各国持开放态度，急于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发言权，推动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也反映出它已摆脱教条主义约束，渴望融入现代化进程，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意愿。近期，塔利班快速有效的社会安全治理手段和积极务实的周边外交表现获得了一些国家政要和国际媒体的肯定。
（四）对妇女权益和少数族裔的政治宽容
塔利班在赋予妇女权利的态度上也有所让步。其发言人表示妇女是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女性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权利，将很快宣布开放各阶段女性教育的计划。目前阿富汗疫情蔓延，药品、设备和医务人员短缺，卫生系统濒临崩溃。
塔利班当局表示认可女性在国家各领域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作用，在其要求下，公共卫生部的女性员工和女性医护人员已经返回岗位，全国的小学女生已返校接受教育，部分省市的女子中学已重新开放。
虽然目前塔利班对保障妇女权益、尊重媒体自由、禁毒的承诺尚未完全兑现，撤销妇女事务部并表示女性不会进入内阁或担任高级别职位的言行也引起争议与质疑，但也不可否认其言行出现了明显积极的转化迹象。
塔利班内部结构呈现族裔多元化特征，和少数族群达成政治和解并展开多方位合作。首次执政失败后，塔利班为拉拢各少数族裔部落势力，开始淡化宗派主义并在反美口号下逐渐占据道德优势。
海巴图拉·阿洪扎达（Haibatura Ahunzada）担任领导人后，从战略和战术上都进行了重要变革，提倡伊斯兰主义和阿富汗民族主义，赦免放下武器的敌对势力，接受各族裔阿富汗人加入塔利班，使其内部民族结构产生了较大变化。
为了联合哈扎拉人打击“伊斯兰国”，塔利班主动缓和与伊朗关系，并允许恢复卡尔巴拉朝圣与阿舒拉节，与什叶派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与2000年相比已经改变方向，根据伊斯兰教法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向什叶派兄弟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歧视。
塔利班一改以往对少数群体的敌视态度，承诺尊重所有阿富汗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反对种族和宗教歧视冲突。这不仅可以提升新政权的包容性形象，增强政治合法性，也可以拓展它在少数族群中的影响力，缔结同周边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利益攸关方国家的友好关系。
塔利班在组建包容性多元政府问题上积极阐明主张，提高了政治透明度和信任度。对反对派特赦和政治宽容也是塔利班被阿富汗社会接受的一个证明。美国撤军之际，塔利班承诺特赦前政府官员，发起由800多名宗教领袖和各派政治领导人参加的大支尔格会议（Loya Jirga），共同协商确定政体与国体。
临时政府成立后，塔利班吸纳了少数族裔和来自北部各省的代表担任过渡政府副国级和部长级职务，如乌兹别克族人阿卜杜尔·萨勒姆·哈乃斐（Abdul Salem Hanafi）任副总理，塔吉克族人卡里丁·穆罕默德·哈尼夫（Qari Din Mohammad Hanif）任经济部长，卡里·法西胡丁（Qari Fasihuddin）任陆军参谋总长。
临时政府名单公布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热烈讨论，其中一部分人表示对其政治立场有了新的认知，但也不乏大量批评其包容性不足的声音。虽然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温和政治话语仍存质疑，但世界主要大国提出了要求与期待，各邻国也加紧施加积极正面影响并展开了初步援助和经济合作，联合国也表示正在准备解除制裁。
从目前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情况来看，塔利班的外交能力已有大幅提高，其温和化策略和政治行为已初见成效。
三、塔利班意识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变化是阿富汗局势的客观现实和高层领导人主观认识的结果，也是当代伊斯兰思潮与地缘政治环境的形势所迫。
（一）历史的教训积累与现实的政治诉求
再次掌控政权后，温和的政策宣示反映塔利班从以往执政的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而中东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现状也提供了前车之鉴。
第一，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塔利班首次执政的失败说明仅依靠宗教信条并不能走出治理困境。新政权想要获得国内普遍认同，就必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承担结束内部冲突、清除恐怖主义和让民众摆脱极度贫困的重大责任。
第二，融入主流才是实现国内和国际层面政治和解的正确方式。严苛的刑法和残酷的压迫行径不仅违背伊斯兰教精神，被伊斯兰主流社会抨击排斥，而且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和反抗，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与孤立。
第三，发展才是阿富汗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顺应现代化潮流，以发展促和平，才能避免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避免导致国家失能、经济停滞，才能进行有效良好治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面对塔利班新政权，中国、俄罗斯等亚欧10国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14国传达了一个共识——承认其政权合法性取决于其在建立体现所有民族政治利益的“真正”包容性政府和维护人权方面的行动。
塔利班接手的是一个深受诚信、安全、治理、发展四大“赤字”危机困扰的阿富汗，想要恢复在国际社会的合法身份，解除经济制裁和海外账户冻结，缓解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恢复阿富汗重建，就必须拿出诚意，尊重少数族裔和女性儿童的权利，放弃极端意识形态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这是塔利班回归政治主流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和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
（二）“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影响力
塔利班宗教领袖是身份凌驾于政治领袖之上的最高权威。这一职位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拥有对军事、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权的国家元首“埃米尔”，也是拥有宗教事务和舒拉议会领导权的苏非精神导师。
据有关人士分析，相较于激进保守的奥马尔，现任埃米尔阿洪扎达的思想相对温和。他是一位伊斯兰知识渊博、造诣深厚的教法学家，因维护塔利班的团结统一而在各部族中威望极高，具备魅力型领袖特质。
阿洪扎达任埃米尔以来，指挥与国内外各方势力斡旋，极力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富汗问题。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前夕，他也传达了愿意和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强健的外交、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意愿。
此外，属温和派阵营的最高政治领导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是倡导政治谈判的主要推手，一直致力于为停火在内的多项事务铺平道路，以实现阿富汗的持久和平。
2018年特朗普政府要求巴基斯坦释放巴拉达尔来负责多哈谈判，事实也证明了巴拉达尔发挥调解的重要角色。
他带领多哈政治办公室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达成撤军协议，与特朗普政府签署了历史性和平协议，完成了与拜登政府、与阿什拉夫·加尼政府以及与北方联盟领导人之间的谈判。
进驻喀布尔时，巴拉达尔下达了特赦前政府官员并要求他们继续履行职责的指令，命令塔利班成员不得清算报复。
阿洪扎达高超的政治权衡之术与巴拉达尔灵活变通的政治策略和包容开放的外交立场是致使塔利班趋向温和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洪扎达担任宗教精神领导而不直接参与具体行政事务管理；强硬派在临时政府权力构成中占据上风，与温和派存在政治主张分歧；中央政权与地方舒拉关系松散，政令无法上行下效。鉴于以上情况，担任代理副总理的巴拉达尔要顺利推行其温和内政外交理念将面临不小的阻碍，但温和派力量在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仍不可小觑。
（三）卡塔尔扮演的调解引导角色
卡塔尔是阿富汗政治冲突与分歧的主要调解方，在多哈谈判、撤军撤侨和国际协调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自2013年塔利班政治办事处在多哈设立后，卡塔尔积极承担阿富汗事务协调工作，为塔利班提供政治庇护、促成谈判等多方位援助，双方逐渐建立了较高水平的政治互信。
卡塔尔主流媒体半岛电视台积极推动舆论造势，为塔利班拍摄播出一系列记录片，为其提供了一个向外界展示主张，改变形象的话语平台。
美国撤军后，卡塔尔呼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平交接权力，动用大量外交资源帮助各国使馆从喀布尔迁至多哈，派遣航天技术小组解决喀布尔机场运营问题，并为塔利班当局提供大量财政与物资援助。
塔利班掌权后，卡塔尔成为首个率团访问的国家，卡塔尔外长更是率先呼吁各国不要抵制塔利班，并协助其展开密集的外交活动，与土耳其、中国、伊朗等邻国交流协商，积极在国际社会为其斡旋。
同为实行酋长制的伊斯兰国家，卡塔尔在短短几十年实现了伊斯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将荒漠地区变革为当下全球发展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成为阿拉伯地区国家治理的典范。
此次塔利班采用实用主义策略，进行战略战术调整，承诺缔结联合国和平协议，敞开与欧美国家的对话大门，赋予国民基本人权等一系列成熟的政策举措，其中具有相似部落社会文化背景的卡塔尔贡献了不少在内政外交治理中的执政经验与智力参考。
（四）穆斯林兄弟会的趋同性影响
卡塔尔官方支持的穆斯林世界学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Muslim Scholars）被普遍认为是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的精神权威。该联盟前主席优素福·格尔达维（Youssef al-Qaradawi）与塔利班的密切来往已有20余年，一直致力于调解阿富汗政治分歧，在塔利班改变治理方式、向现代伊斯兰主义方向转型，采纳温和的伊斯兰思想方面产生直接影响。
在卡塔尔埃米尔建议下，由格尔达维参与的学者代表团与塔利班高层进行交涉，就有关炸毁佛像等行为从伊斯兰法理学角度进行对话，指出极端思想的谬误，提出详尽、诚恳的分析和建议，阻止塔利班的错误行为，帮助解除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封锁。
虽然最后调解失败，但塔利班与格尔达维以及该联盟之间的信任逐渐加深，合作日益紧密频繁。2002年，穆兄会在喀布尔成立名为“阿富汗改革和社会发展协会”的政治组织，在阿富汗各地建立了35个分支机构，建造了数十所学校和4所女子学院，8所宗教学校，建立了卫星频道、电台、杂志、报纸、网站以及人道主义协会、医院和诊所等。
多哈谈判启动后，该联盟一直参与其中并引荐塔利班代表团会见如哈马斯、穆兄会等其他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就阿富汗局势和谈判进程进行交流。
塔利班组建临时政府后，外交部代理副部长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Abbas
Stanikzai）率团访问联盟总部，要求联盟发挥指导作用建设和维护阿富汗。联盟主席艾哈迈德·莱苏尼（Ahmedal-Raissouni）表达了“希望与阿富汗的宗教学者就伊斯兰教事务和教法应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与合作”的意愿。
联盟敦促塔利班“通过舒拉民主伸张正义，保障自由、尊严与权利，促进各个派别、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和解和社会凝聚力，巩固和平，加强人类文明共识”，并表示将会在教育和道德伦理规范方面做出贡献，组建专门的经济委员会为塔利班政权提供专业指导，以规范经济政策、公司、银行和全面的发展战略。
考虑到穆兄会在中东各国成熟的政治运动经验、强大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在伊斯兰社会的宗教话语权，以及双方的信任和在宗教事务方面的合作程度，塔利班的政治理念与宗教认同可能会出现与穆兄会趋同存异的发展态势。
四、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未来发展走向
阿富汗政权的更迭必然带来地区地缘政治的边际效应和其境内伊斯兰各组织间的权利失衡。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掌权后的言行各持己见，其中不乏西方的偏见和固有思维，也有邻国与周边国家持尊重和观望态度。
关于阿富汗是否会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孵化器，是否会引发中东伊斯兰政治运动高潮，塔利班政权的未来走向如何等问题引起各方密切关注与讨论。
（一）保守意识形态是塔利班政权转型的阻碍
塔利班政权已具备一些现代伊斯兰主义特征，但夺取政权的宗教合法性基础决定它仍将坚持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毛拉治国”的执政理念。伊斯兰酋长国的名称也可以看出塔利班强调阿富汗的宗教属性，是伊斯兰世界组成部分的意图。
塔利班内部保守的强硬派占据有利地位，其意识形态转型短期内难以发生质的改变。塔利班声称建立所谓真正的现代伊斯兰国家并没有先例可循，而且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实现国家稳定与良治，不仅取决于是否符合教义教法，更取决于能否实现社会正义，解决因种族、宗教、宗派、部落产生的权力与利益分配不均；能否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信仰和新闻自由；能否保障基本的人权，设立独立的司法机制。
在维护其基本信条即教法治国的基础上，平衡信仰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实现阿富汗现代化问题是一个现实挑战。虽然有分析将塔利班政权与伊朗什叶派政权相提并论，但塔利班政权不同于伊朗的二元政治结构，不具备制度严密的教阶系统和成熟的政治指导思想，还面对中央集权与部落分权之间的矛盾，而且酋长制属于传统政治体制，治理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近期的经济与民生治理面临的困境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温和化是塔利班政权大势所趋
塔利班从反政府武装转变为阿富汗当政者和国家利益代表者，首要任务也从推翻世俗政府变为稳定局势、重建秩序、促进国家繁荣发展。身份转换与利益要求的变化决定了温和化是塔利班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内部温和派仍是与西方国家谈判以解决政治孤立、实现外交破防、解除经济制裁的主力，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将促使塔利班付诸变革行动。
其次，20多年的世俗政府治理改变了阿富汗城市社会环境与民众思维，很多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尤其在数字科技时代长大的青年一代对保守的教法治国理念并不认同。
塔利班呼吁技术官僚和科技人才回国参与建设，首先需做到淡化意识形态分歧，集中注意力突破发展政治经济、改善民生、社会公正等治理困境，实现宗教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的过渡。无论是主观考虑还是客观情势上，塔利班大概率不会重复首次执政时的严苛法治和残酷统治，也不会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长期庇护。
此外，塔利班一直关注中东变局，对伊斯兰政党与国际政治环境做出研判，接受了部分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并认同遵守国际秩序。
2011年以来，政治伊斯兰经过与世俗政权相互制衡妥协的多次博弈，整体上呈现出从极端化、激进化转变为温和化、追求与现代政治理念相容的趋势。
主流伊斯兰恢复更新伊斯兰思想的“创制”传统，提倡顺应时代潮流，尊重文明多样性与政治多元化，呼吁根据社会基础采用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政治改革和变革，为人权、少数群体权利、妇女政治角色、文明交往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此次塔利班摈除极端观念，回归温和的哈乃斐主流学派，展现灵活包容的形象和成熟稳健的政治智慧，政治伊斯兰的温和化趋势和主流伊斯兰思想功不可没，也势必对其执政理念和过程产生持续影响。
（三）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外溢效应有限
面对塔利班的回归，中东阿拉伯国家大多保持沉默，而一些宗教权威人士以及大多政治伊斯兰组织无论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一副欢欣鼓舞的景象。
阿曼国家穆夫提、阿尔及利亚“社会和平运动”、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黎凡特解放阵线、黎巴嫩真主党、摩洛哥“正义与慈善会”等组织纷纷庆贺阿富汗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侵略、摆脱外国势力干涉、获得主权独立的胜利。
鉴于与卡塔尔以及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的密切关系，塔利班的成功对穆兄会而言不啻为一次成功的演示，不仅为穆兄会提供了实践伊斯兰现代政治理论的平台，也将为其积累执政治理的经验，二者可能会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合作。
而对于沙特、埃及、阿联酋组建的反政治伊斯兰、反穆兄会阵营来说，塔利班政权上台则造成一定的消极负面作用。对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形成阻碍，导致其软实力下降。
塔利班从来就不是一个跨国性组织，也不拥有国际话语权，目前急于解决国内问题，无意亦无暇支持其他伊斯兰运动或“输出”革命，其建立在阿富汗民族主义、苏非传统和部落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成功，对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各异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只是提供了一种不易复制的模板。
如哈马斯就暗示阿富汗的斗争模式适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也声明不要将两者联系起来。毕竟塔利班反美反政府运动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属于人民正义事业的性质不同。
整个中东乃至世界呈现的宗教回归现象是对世俗主义的反弹，塔利班只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其胜利掌权对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变革的伊斯兰运动来说更具激励作用和象征性意义，而对整个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实际影响有限。
五、结语
塔利班政权是在军事武装组织基础上发展建立的政权。它的意识形态既继承了阿富汗民族主义，也兼具政治伊斯兰特性，同时又深深植根于本土部落文化，是各种思想的糅合物，并未形成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富汗社会文化基础决定了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核心，即建立具有普什图瓦里特色的伊斯兰政权的理念未发生本质性变化。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塔利班强调摒除保守、极端的萨拉菲主义和狭隘的宗派观念，呈现出实用主义风格和温和化的发展趋势。
塔利班承诺要建立少数族裔参与的包容性政治架构，并积极融入当今国际社会秩序。但阿富汗国内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塔利班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也没有消除普什图宗派主义背景，这给阿富汗少数族裔和不同宗教群体的多元化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
目前阿富汗处在由乱转治、权力过度的关键阶段，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塔利班在许多方面仍保持着战时风格和行动模式，内部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仍在较量，其完整的政治架构和内政外交政策还不清晰。塔利班意识形态转型的程度如何，究竟会真正的“质变”还是策略性的“伪装”仍需拭目以待。
20年的西式民主政权在一个月内溃败就证明“历史并未终结”，强制推行世俗化发展不符合阿富汗国情，亦无法化解其安全与发展困境。伊斯兰政权的再现是阿富汗人民寻求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一次尝试，也是将伊斯兰政治理念诉诸行动，建立伊斯兰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一次尝试。
阿富汗多次政权更迭凸现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秩序的缺陷，文化多样化和秩序模式多元化将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阿富汗伊斯兰政权的建立无疑如同当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一样，会对政治伊斯兰运动起到启示作用，但其特殊的国情、匮乏的治理经验并不能为之提供可行的执政参考。
新生的塔利班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一个独立和平的阿富汗更有利于周边国家与地区安全。因此，利益攸关国家应该一道努力实现阿富汗局势的全面正常化，鼓励、敦促塔利班政权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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