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9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和汪波教授就伊拉克战争20周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全文如下：
伊拉克在美国伊朗矛盾的缝隙里艰难探索自立之路
202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20周年。纪念日前夕，3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事先未对外宣布的情况下突访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达尼会面。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与路透社报道，奥斯汀在抵达巴格达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美军“将在伊拉克政府的邀请下继续留驻伊拉克”，驻伊美军将在非战斗行动中提供建议和帮助，以支持伊拉克领导的反恐斗争。
苏达尼政府发布的声明则称，伊拉克“致力于在共同利益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加强与巩固伊美关系”，并未直接证实巴格达政府是否邀请美军继续留驻。《耶路撒冷邮报》分析称，奥斯汀此行意在表明，美国将继续在伊拉克发挥作用。
时间回到整整20年前，2003年3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以萨达姆政权“保存化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口实，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当年5月1日布什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结束”，但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从未被找到。
这场以莫须有罪名发动的战争历时7年多，据估计有18.5万至20.8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这场战争，更引发伊拉克长达20年的政治混乱。2011年，曾任美国驻中东部队总司令的奥斯汀表示，美国已经实现了在伊拉克的军事目标。但在前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于2014年再次派遣数千名士兵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
虽然早在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便宣布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还声称美国留下了一个不完美但“主权独立、稳定、自力更生”和“拥有民选代议制政府”的国家，但时至今日，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族的教派分权、非国家行为体坐大，以及恐怖主义猖獗和外来力量干预等国家治理难题，仍是笼罩在伊拉克两河流域国土上近20年不散的阴霾。美国与伊朗成为对伊拉克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势力。
不过，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伊拉克“民主植入”渐失民心，伊朗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影响力遇挫，伊拉克作为中东地区为数不多同时与美国和伊朗存在密切关系的国家，似乎找到了平衡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方式。尽管主权独立、稳定和自主的口号未曾真正在伊拉克实现，但伊拉克也并未沦为美国和伊朗博弈角力的跑马场，其仍在夹缝中寻找自主的外交空间，逐渐在中东局势中扮演起斡旋者的角色。
美国砸重金“反恐”却留下烂摊子
伊拉克是土耳其、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进入阿拉伯世界的必经之路，也是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防御伊朗“宗教扩张”的防线，其地缘位置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
在诸多中东国家中，尤以伊拉克邻国的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最复杂。尽管两国主体宗教均为伊斯兰教，但其统治集团却一度分属水火不容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且长期存在边界争端等矛盾。20世纪60年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获得了权力，在与伊朗的边界争端问题上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立场。1980年，时任总统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发兵入侵伊朗，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对两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直至2003年萨达姆倒台，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逐步上台，两国关系才正常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汪波曾经刊文剖析两国双边外交政策：两伊关系的长期矛盾性，深受早期西方国家为两国在中东安全结构中确定的特定角色影响。伊拉克自1958年独立以来，就被前殖民国英国确定为制衡中东地区所有非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朗的一种强制力量。1971年以后美国又继承了这一观点，在1992年以前力图维持两伊双方力量的平衡与保持同等强大的军事力量，1992年后，西方国家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政策开始转向双重遏制，同时削弱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实力；2001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和伊朗确定为邪恶轴心国家，意即“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并借机将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合法化。
自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最终推翻萨达姆政权以来，伊拉克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美国在伊拉克破坏其原始政治生态后，尝试对伊拉克采用其惯用手段“民主制度输出”，并建立起了一套基于配额制的政治分权体系，该政治分权体系规定由库尔德人担任总统职位，什叶派人士和逊尼派人士分别担任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分析称：“（战后）伊拉克的政治重建，无论是伊拉克联邦制的选择，还是教派分权的权力模式，都深受美国的影响。但目前，伊拉克国内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族均以强调族群身份的方式参选，反而激化各族群间矛盾、导致国家认同感下降，直接给伊拉克留下了教派冲突、族群冲突加剧的恶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牛新春向澎湃新闻表示，美国对伊拉克实施的民主植入是希望作为其“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试验样本。由于过去美国曾参与支持日本和德国的转型，冷战后在巴拿马和巴尔干地区开展干预行动，因此美国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计划并非一次突兀的尝试。但相比德国跟日本在美军占领之前已有过长时间的民主实践，伊拉克则缺乏民主实践的基础，且伊拉克历史上长期存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派冲突，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冲突，而教派冲突、民族冲突的问题很难用民主投票去解决。鉴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西式民主在伊拉克颇有水土不服之感。
此外，2003年5月，美国完全解散了萨达姆时期以逊尼派为主导的伊拉克军队，大肆吸纳来自什叶派和库尔德地区的民兵、壮大民兵组织力量，也大大恶化了伊安全环境，导致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据美国布朗大学2021年9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9·11”事件以来美国将“反恐”作为战略重心，美国为反恐花费了约14万亿美元；此外，约92.9万人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丧生。
英国广播公司（BBC）刊文分析称，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各地权力真空频现，武装组织林立，美军留下的反恐烂摊子也直接导致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崛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活跃地带。《今日美国》曾有文章评论称，“9·11”之后，在美国发起军事干预的地区中，很难找出一个民主蓬勃发展或恐怖主义明显减少的地方。
刘中民对此分析称：“萨达姆在任期间的威权统治尽管饱受诟病，但确实曾经从强调阿拉伯民族文化符号、民族主义动员、强化中央集权等方面，构建出了较强的国家认同。但萨达姆的高压政权垮台后，加上美国在重建伊拉克过程中的‘去复兴党化’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把伊拉克前任政府高官全部不再任用，导致很多逊尼派官员后期成为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骨干。因此可以说‘伊斯兰国’的形成也部分是教派矛盾的产物，其背后逊尼派激进分子选择以极端的方式宣泄不满，并诉诸极端暴力。而‘伊斯兰国’则以维护逊尼派利益为名进行人员招募和政治动员。”
正因如此，不少美国人乃至国际舆论开始质疑如此巨大的花费是否值得，美国在外界压力以及经济考虑下一度选择逐步从伊拉克抽身，然而，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后，美军逆转撤军势头，向伊拉克增兵，但规模有限，且只采取空中干预行动而没有部署地面大规模部队，美国只得借助库尔德族乃至叶什派民兵武装力量在地面进行反恐作战，这导致伊拉克民兵武装组织力量进一步膨胀，为伊拉克国家主权受损的乱象埋下了祸根，也导致今日伊拉克政府依然难以在国家层面合法垄断暴力机关。
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2020年1月5日，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努力结束外国军队在该国的存在。要求政府向华盛顿施压，使其从伊拉克撤军。但美国方面表示，不会理会伊拉克有关外国军队撤离该国的呼吁。今年3月7日，奥斯汀访问伊拉克并宣称美军将继续留驻伊拉克，在非战斗行动中对伊提供建议和帮助。
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前驻沙特、埃及大使吴思科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奥斯汀此行释放的信号是美国不想退出。一是出于对海湾地区整体战略上的需要。因为伊拉克是海湾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美国想要保留着一定的军事存在以加强对伊拉克的控制，并牵制周边国家如伊朗和叙利亚；二是过去20年间，美国已经做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投入，只是目前鉴于伊拉克内部的复杂局势，美国想完全控制伊拉克并不容易，因此才在不断地变换控制模式和手法。”
美军入侵间接为伊朗打开了伊拉克的大门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利用了伊拉克国内的权力真空，加大力度扶植其代理人——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并一度实现伊朗在伊拉克势力的走强。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输出革命早已构成伊朗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20年间，伊朗扶持了多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2013年，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伊拉克之际，伊朗大力支持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进行反恐，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把大量的什叶派准军事组织和民兵组织聚集在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的旗帜下，“人民动员组织”2016年还被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机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合法化。
资料显示，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由67个民兵组织组成，其中大约40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密切的联系。伊朗在伊拉克议会中也有自己的盟友，包括主要由“人民动员力量”人员参与的“法塔赫联盟”、卡伊斯·哈扎利领导的“权力联盟”及伊拉克前总理努里·马利基等人。
然而，尽管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20年过去，伊拉克并没有倒向伊朗，完全成为伊朗的附庸。刘中民对此分析称，这一大原因是伊朗与伊拉克长期存在民族矛盾。从历史沿革来看，分属阿拉伯民族的伊拉克和波斯民族的伊朗长期以来纷争不断，伊朗与伊拉克的领土边界形成就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拉锯战有很大关系；近代以来，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民族矛盾也在伊拉克凸现，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具有鲜明阿拉伯民族主义特色的萨达姆政权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输出革命”在这里碰撞。
另一原因是，尽管伊拉克什叶派与伊朗在宗教角度有深刻渊源，但其内部实际派系林立，不同派别在对待伊朗的态度上有诸多分歧。具体可分为亲伊朗、亲萨德尔、亲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等多个派系，伊朗始终难以把不同的什叶派力量统合起来。
刘中民进一步指出，伊朗与什叶派政治组织存在着合作程度不等的委托-代理关系形式。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组织并不简单充当伊朗的代理人，它们同样是自主性的行动主体，有其特有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诉求，迄今为止伊朗在伊拉克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代理人。
汪波也分析称，什叶派组织内部的诸多分支派系均希望加强与伊朗的关系来增加他们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从极右的沙拉比、极左的萨德尔，到西斯塔尼和哈基姆领导的温和派团体，多股派系都非常重视和伊朗的关系，而这也为伊朗外交政策增加诸多不确定因素，伊朗因此担忧过深卷入派系矛盾而面临危机。
另据《纽约时报》和路透社报道，近年来，受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朗综合国力被削减，对伊拉克什叶派经济援助的力度有所衰退，导致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控制力也逐渐下降，部分民兵武装组织的行动逐渐不再符合伊朗利益。2021年6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加尼曾会见在伊拉克主要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要求民兵武装组织减少对美军的袭击，以避免干扰伊核协议恢复履约的谈判。
据阿纳多卢通讯社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随着伊朗支持的政党深度渗入伊拉克政治，伊拉克民众内部也开始出现“反伊朗”情绪。2019年10月，伊拉克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抗议政府腐败、服务不力及高失业率，时任总理迈赫迪组建的政府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亲伊朗倾向。此次抗议活动席卷全国，300余人在抗议运动中死亡，近1.5万人受伤。2019年11月，抗议者纵火焚烧了伊朗驻卡尔巴拉领事馆，并将伊朗国旗换成伊拉克国旗，2019年的一系列抗议运动导致迈赫迪辞职。在2020年和2021年，伊拉克均爆发过以“反伊朗”为主题的民众抗议。
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博弈，谁占上风？
当伊朗与什叶派民兵武装势力的不断坐大，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各自有着重大的利益牵绊和影响，伊拉克也成为美伊对峙的焦点和阵地，美军与伊拉克当地什叶派的冲突逐渐愈演愈烈。2019年12月27日，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附近一座军事基地遭遇大约30枚火箭弹袭击，美方指认袭击是伊朗支持的“真主旅”所为。2019年12月3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示威者点燃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外的一间保安室。
此情此景下，美国为反制伊朗在伊拉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决定直接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刀。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2020年1月3日，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发动空袭，致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等人身亡，伊朗方面谴责美方暗杀苏莱曼尼违反国际法，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当月约有20至25万人在巴格达进行游行，抗议者挥舞伊朗国旗，手持苏莱曼尼画像，打出反美标语，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军。2020年1月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驻有美军的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
刘中民表示：“伊朗攻击美国驻伊拉克的空军基地，实际意味着伊拉克成为伊朗向美国出气的一个出气筒。如今伊拉克处在美国跟伊朗对抗的夹缝中。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萨达姆政权本是美国用来平衡伊朗的重要角色，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击溃萨达姆政权导致美国在伊朗西面制约伊朗的敌人彻底消失。”
另据报道，2021年10月举行的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中，主张“反美反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拿下议会329个席位中的73个，获得优先组阁权。萨德尔派高举改革和反腐大旗，还要求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尽早“放下武器”，伊朗因此反对萨德尔上台。最终“萨德尔运动”未能如愿组建多数派政府，“萨德尔运动”议员于2022年6月12日集体辞职。此后，萨德尔在什叶派阵营中的对手所主导的政治团体成为议会最大党派。
牛新春对此分析称：“实际上，最近两年的伊拉克政治斗争很多是什叶派内部的斗争。在2021年的议会选举中，获议会席位第一和第三的‘萨德尔运动’和‘法治国家联盟’都是什叶派团体，共同点是都反美。萨德尔派不能掌控议会所以组阁失败，这既表明伊拉克什叶派内部的深刻矛盾，也再次表明美国植入式的民主体制打碎了伊拉克本就脆弱的国家认同。”
面临美伊夹逼之下的窘境
处于美伊博弈的缝隙之中，伊拉克试图发挥自身的外交作用，促进美伊关系的稳定和改善。
自2020年5月上任后，时任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便着力稳定和巩固美国与伊拉克关系的大框架，启动并完成了“美国伊拉克战略对话”；2020年，卡迪米在7月访问伊朗，8月访问美国；2021年，卡迪米在6月与9月两度访问伊朗，其间7月访问了美国。法新社曾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将伊拉克比喻为“表演复杂技巧的杂技演员”，以展现伊拉克在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中微妙的斡旋姿态。吴思科表示：“伊拉克只能小心翼翼在美伊之间求平衡，再逐步增强自己的自主能力，这是聪明的做法，也会是漫长的过程。”
牛新春就此表示：“伊拉克在美伊之间走钢丝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拒绝不了伊朗，也拒绝不了美国。作为实力羸弱的国家，伊拉克没有权利选边站。没有选择权的根源是它没有能力跟伊朗干，也没有能力跟美国干。”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目前伊拉克的政治形势与黎巴嫩越来越像，可谓是‘国中有国’。伊拉克政府自己有军队，但下面又有很多民兵。伊拉克政府给这些民兵发工资甚至提供武器，但民兵都更接近于下面的各个政党，并不听命于中央政府，所以简单来说伊拉克政权是一个很弱、很分裂的政权，要摆脱对外部的依赖非常困难。伊拉克需要美国对其提供的安全支持，而伊朗在地缘上的邻近性和经济上的互惠关系又可以助力伊拉克国内重建，伊拉克只能两边都不得罪，在美伊之间斡旋。”
面临美伊夹逼之下的窘境，为缓解自身孤立状态，伊拉克政府在过去十年来，开始着力恢复与各国的外交关系。目前，伊拉克与近90个国家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并恢复了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联合国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地区和国际组织内的活动。2013年6月，安理会解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伊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在中东地区范围内，伊拉克政府也开始抓住时机扩大外交的自主性，积极扮演斡旋者与协调者的角色。
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这场最终在中国达成的“中东巨变”，此前也曾是伊拉克一直尝试推动但未能解决的沉疴。
据埃菲社报道，自2021年以来，沙特和伊朗关系便出现缓和趋势，其中伊拉克曾扮演重要的协调角色。伊拉克于2021年8月在巴格达举办会议，将伊朗和沙特这对宿敌拉回了同一张谈判桌。此次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巴格达举行这次会议清楚地证明，伊拉克在其外交关系中采取了积极的平衡与合作政策。”2022年，伊朗与沙特也继续在巴格达展开了多轮对话。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至2022年，沙特与伊朗已在巴格达就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进行了五轮谈判，谈判进入高级阶段。时任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当年4月30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沙特与伊朗已经“接近”结束长期紧张关系。
刘中民分析称：“尽管沙特、伊朗复交是在中国最终敲定，但在此之前伊拉克做的很多沟通和斡旋工作，应该得到承认。这与卡迪米的外交政策和能力有很大关系。”
刘中民进一步指出，在中东地区开展斡旋外交也符合伊拉克的利益，可视为伊拉克重新塑造自身地区影响力的尝试。此外，所有教派、族群的分裂都附在地缘政治矛盾之上。伊朗和沙特分别为什叶派和逊尼派阵营的核心，未来伊朗跟沙特关系的缓和也有利于教派矛盾的缓和，部分对伊拉克有利。长远来看，或也能帮助伊拉克早日摆脱美国的影响。”
另据半岛电视台援引伊拉克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迪米曾表示， 除了沙特与伊朗的谈判之外，还有一些多方会谈以及秘密进行、没有公开的谈判也曾在伊拉克境内进行并取得了成功。卡迪米强调称，伊拉克已成为许多国家首脑会面的地点。
具体而言，2012年3月，阿盟首脑会议在伊拉克举行；2012年5月，伊朗核问题六国对话会在伊拉克举行；2019年4月，在伊拉克举办周边六国议长会议，沙特、土耳其、约旦、科威特、叙利亚议长以及伊朗议长代表参会；2021年8月，伊拉克主办“巴格达峰会”，埃及、约旦及卡塔尔三国元首出席，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等多国外长与会。
对此，牛新春指出：“20年来伊拉克在中东的地位下降得厉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三驾马车之一，与埃及、叙利亚齐肩。现在的伊拉克已衰落到成为别的地区大国斗争的决斗场，自己非但不再是主角，还难以逃脱被他人控制、干预的命运。伊拉克积极探索跟约旦、埃及的合作，主要也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希望与这几个国家在能源，尤其是电力方面增强联系。因为伊拉克虽然石油产量丰富，但长期面临缺电的问题，供电能力非常差，过去常需要从伊朗进口电与汽油等。若能与埃及、约旦等国家在能源方面搭建合作就可以减少对伊朗能源的依赖，也进而增强战后重建能力，拓展自主空间。”
刘中民则坦言：“我觉得伊拉克这个国家有一种悲情感，一方面有历史上的辉煌，上个世纪70年代也曾是海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今天却面临极端主义、教派冲突泛滥、大国力量撕扯的诸多问题，内部矛盾和外部干预都难以摆脱。”
刘中民指出，需要意识到的一点是，现在伊拉克既想挣脱美国也想挣脱伊朗，但即使未来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削弱，逊尼派、什叶派的矛盾，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等等问题仍无法解决，这种内部教派、族群的分裂，本身又为其他国家的渗透提供了温床。这是伊拉克这个国家先天具有的破碎性，目前付出的代价也足够沉痛。
刘中民分析称，伊拉克未来如果要建立自身的国家凝聚力，必得从精神层面，塑造超越教派和族群矛盾、基于共同的伊拉克国家的文化认同；体制层面看，加强中央集权或从联邦制走向单一制也非常重要，如今的教派分权制实际打开了教派、族群冲突的大门，看似公平实则后患无穷；从经济层面也需要统一的国家市场的建立，目前伊拉克各地区的经济很大程度上自成一体，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地区围绕税收有很大的争议，因此不利于形成一体化的市场。
“一个国家只有内部矛盾消解、有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政治上较强的中央政权，才有可能在外部获得独立自主。”刘中民说道。
吴思科指出，美国失败的民主植入已经证明了错误的制度套用代价很大。目前伊拉克摸索了这么多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也是中东国家跟中国之间可以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都是孕育古老文明的地方，在新时期怎么样去实现民族复兴是共同的使命，怎样保持住自己的传统，稳定的同时又能够寻求发展，是可以相互借鉴参考的。
“所以这些年我们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发展，除了经济上的合作方面，在政治制度探索方面也相互参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凝聚力和纽带。”吴思科说道，“我们现在总结自己的模式叫中国式现代化，而各个国家都有适合自己的模式，这种发展并不是都走西方的路。伊拉克现在也在探讨这样的问题。”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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