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2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就叙利亚重返阿盟及中东形势接受观察者网专访，全文如下：
西方曾设想如果能颠覆巴沙尔政权，下一站就是“德黑兰之春”
时隔12年后，叙利亚重返阿盟，这也成为5月19日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召开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峰会上最大的亮点。
在北约东扩咄咄逼人招致俄罗斯反击，西方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俄乌地缘冲突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中东地区获得了难得的战略自主窗口期。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区域大国加紧修复相互关系，被称为“阿拉伯主义心脏”的叙利亚历经12年内战屹立不倒，如今，反而在地区局势大缓和的背景下重回阿盟。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看来，美俄的中东影响力虽然还在，但双双下降，中国影响力在上升，从力量对比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局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东地区的体现。叙利亚回归阿盟是一个信号，也可以看作“阿拉伯主义”的触底反弹。
以下是访谈实录：
观察者网：叙利亚被称为“阿拉伯主义的心脏”，叙利亚问题又跟巴以问题和中东一系列问题相关联，能否请您从历史的角度简单介绍一下叙利亚问题的来龙去脉？
刘中民：首先，叙利亚的地理位置和厚重历史决定了它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
在历史上看，叙利亚处在各种文明交汇的要冲位置上。简单来讲，在古典文明时期，叙利亚处在东西方交通要冲，是古埃及、古亚述、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都曾经争夺过的地方。后来阿拉伯帝国和奥特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这个地方成为伊斯兰文明板块的一部分。
其次，到近代，叙利亚又成为首先和西方接触比较多的地区，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叙利亚由法国委任统治。当时，奥斯曼帝国利用泛伊斯兰来维系帝国统治，阿拉伯世界普遍受到伊斯兰教影响，但叙利亚历史上留下了一部分基督徒，他们跟西方接触较多，后来一部分人留学西方，看到西方发展，回国后将西方的民族主义带回叙利亚，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大来源，叙利亚也就和埃及并立为阿拉伯主义思想的中心。
在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世界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开始发挥它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当时，叙利亚产生了今天巴沙尔政权所属的政党，复兴党，它与埃及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合流，这两大潮流开始建构阿拉伯的民族认同，面对近代被西方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他们开始追求阿拉伯民族统一运动。
因此，在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后来伊拉克也加入，阿拉伯主义运动达到顶峰。后来，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这个国家只维持了三年时间，由此可知叙利亚被称为“阿拉伯主义心脏”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近代民族主义发端，还是当代的阿拉伯民族统一运动，叙利亚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的很多地区事务中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上世纪60年代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日趋衰弱，五次中东战争，特别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遭受惨败，叙利亚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其中，像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问题，至今没有相关国际条约结束战争，也就是说，叙利亚与以色列实际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至今强调以1967年的边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其中就包含了戈兰高地的争端问题，在几次“阿以冲突”中，叙利亚都是阿拉伯的前线国家。
另外一条线索是叙利亚与伊朗的特殊关系，沙特和伊朗分别以伊斯兰教为依托，争夺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巴沙尔家族尽管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但其执政仍需要伊斯兰教派角度的合法性支持，伊朗作为什叶派大本营他，支持了巴沙尔家族的阿拉维教派。因此，在阿拉伯兄弟相残的两伊战争中，叙利亚对伊朗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这也是叙利亚得罪一部分阿拉伯世界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四，从“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发展脉络来看，由于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基础，尽管西方跃跃欲试，集合了各种因素制造波澜，叙利亚危机爆发还是比较晚的。西方曾设想，如果能够颠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那么下一站就是“德黑兰之春”，一举拿下伊朗，但10多年过去，巴沙尔政权基于其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政党组织能力、执政能力和伊朗、俄罗斯的外部支持，非常艰难地挺过来了。“伊斯兰国”横空出世以后，美国既不愿发动地面战争，又想火中取栗、推波助澜，而俄罗斯借打击“伊斯兰国”军事介入叙利亚，2017年以后，俄罗斯又牵头搞了阿斯塔纳对话机制，给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国搭建发挥影响力的平台，所以，叙利亚在“阿拉伯之春”过程中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中东地区事务很复杂，我们无法分析太多，主要从阿以冲突这条线索，以及伊朗跟阿拉伯世界对抗这条线索上，都说明叙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反过来说，在当前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和解之后，叙利亚重返阿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且这个变化非常重要。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叙利亚重回阿盟是本次峰会的一大重要事件，能否评价一下它的意义？
刘中民：叙利亚重返阿盟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辩证的角度看，叙利亚回归既受益于当前沙特与伊朗的缓和潮流，同时这个回归进程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中东地区的缓和大势。刚才我们分析了各种矛盾，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矛盾、阿拉伯世界与伊朗的矛盾、域外大国之间的矛盾，几种矛盾都交汇到叙利亚，因此，叙利亚重返阿盟，会反过来影响这些矛盾的变化节奏。它既是一个风向标，又是一个试金石。风向标意味着，它标志着和解的潮流在继续深入；试金石意味着，它又对沙特与伊朗和解，乃至地区和解的成色提供考验，比如现在西方仍未放弃颠覆叙利亚的目标，以色列也经常轰炸叙利亚境内目标，阿拉伯世界内部声音也不一致，卡塔尔明确反对，伊拉克、约旦也还有一些顾忌等等。
第二，我把叙利亚重返阿盟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触底反弹的一个征兆。阿拉伯民族统一的思想意识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涨，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进程中，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都是比较主要的角色。但是1967年以后，埃及失去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失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叙利亚失去戈兰高地，阿拉伯主义遭受致命打击。人们认为，它打败不了以色列，伊斯兰意识形态开始上升，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地位上升，包括原教旨主义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今天在巴勒斯坦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都在当时的背景下涌现。到8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在两伊战争集中爆发；后来90年代的海湾战争阿拉伯民族兄弟相残；2003年伊拉克战争；再到新世纪的“阿拉伯之春”、叙利亚战争，直到2012年把叙利亚开除阿盟，可以说这是一个趋势，阿拉伯主义在日益衰弱。
这次叙利亚重返阿盟，可以看做这一趋势发生了变化，阿拉伯世界开始看到，在域外势力的挑动下不断内斗下去，对各方都没有好处，沙特、伊朗、土耳其都开始寻求和解，叙利亚重返阿拉伯世界，我认为可以看作阿拉伯世界又开始走向统一的迹象，当然，不能说已经实现了。
观察者网：第三个问题，刚才也提到了，不久前，沙特与伊朗和解，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应当从哪些角度去观察？
刘中民：第一，沙特与伊朗作为中东地区两大阵营的矛盾会缓和，就会带动一系列地区力量之间关系的缓和。
沙特与伊朗的矛盾，背后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教派矛盾，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教派矛盾越来越突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巴林背后都存在沙特跟伊朗争夺地区影响力这条线索。沙特与伊朗和解，那么阿拉伯世界和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关系都会有一个调整。沙特跟胡塞武装最近开始交换战俘，对伊拉克问题也是利好，当然伊拉克稍微复杂一些，内部有逊尼派跟什叶派的矛盾，还有库尔德问题和极端组织的因素。
另外一条线索是穆兄会力量，这涉及到“阿拉伯之春”10年来的另外一条突出的矛盾对抗线。穆斯林兄弟会是1928年在埃及创立的，土耳其是支持穆兄会的，沙特是反对的，最近土耳其跟埃及的关系在明显缓和，当然这跟土耳其国内大选也有关，土耳其跟沙特、阿联酋也在缓和。这不是沙特与伊朗的缓和直接带来的，但也会有关系。
第三，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长期来都是在对抗中应运而生的政治力量，那么在缓和气氛下，这些组织将何去何从，恐怕需要沙特和伊朗做出一些调整和安排，可能会涉及各自的国内政治，这是一个需要观察的问题。
观察者网：巴以问题是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核心问题，在最新的形势中，能否观察到一些变化？
刘中民：以色列可能会有一定的危机感。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在特朗普推动下在白宫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同意建交，随后摩洛哥、苏丹两国加入协议，再加上之前的埃及和约旦，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6个与以色列建交。下一步，美国这几年一直推动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但是现在沙特与伊朗缓和，阿拉伯世界重归团结，沙特如果要考虑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恐怕短时间内不太容易跟以色列走近，以色列和伊朗目前又是对抗的，从这方面来说，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可能会导致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和解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巴以问题成了中东问题里最僵化的一个问题，它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特征是长期化、低烈度、高频度。过去五次中东战争（1948、1956、1967、1973、1982）也叫“阿以冲突”，都是大规模高烈度的冲突，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埃及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很多阿拉伯国家都退出了，就变成“巴以冲突”。
巴勒斯坦内部也发生变化，过去是温和派法塔赫和强硬派哈马斯两股力量，现在又出现了更加复杂的第三种青年力量，是一种民粹主义和伊斯兰色彩的混合，导致从原来的军事冲突变为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军警力量的冲突。今年，扮演重要角色的既不是法塔赫，也不是哈马斯，而是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在以色列的监狱中绝食身亡，引发抗议冲突。1987年-1991年、2000年-2005年分别发生两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有人说，现在正在进入第三次大起义阶段。
过去，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往往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今年又出现了从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情况，以色列的报复是狠狠打击，快打快收，在中东地区和解的潮流下，它显然不愿成为众矢之的。而美国自从奥巴马时代从中东收缩以来，干预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所以，综合来说，我认为巴以冲突会变得长期而僵化，双方民众心理的隔阂会更加严重。
观察者网：您提到美国干预力量，中东问题确实有很多内部和历史因素，也有很多域外因素，这次的和解氛围是比较符合地区内部势力共同意愿和利益的，外部力量干预的减弱是不是因素之一？
刘中民：对，一是美国作用的下降，这些年美国一直减少投入，先是从伊拉克撤军，后来又从阿富汗“休克式”不负责任地撤军，这让中东国家看得很清楚，实际上美国在中东事务中已经越来越难以负责，只是不断做一些为自身利益止损的举动，更多想让地区国家，特别是盟友来承担更多责任。从地区国家来说，能够从美国得到的有益公共产品少了，追随美国的挑拨卷入地区矛盾，没有更多好处。
这一点沙特体会很深，这些年来，在美国挑拨下与伊朗对抗，沙特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地区经济发展大受影响，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战略透支，所以他们的自主意识在觉醒。
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能源价格在上升，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油价的持续高企加强了沙特的战略自主能力和信心，这次俄乌冲突，中东国家基本都没有选边，而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在美俄之间进行平衡，还抓住机会加快了互相之间的穿梭外交。
观察者网：您提到俄乌冲突，它与中东问题是如何联动的？
刘中民：俄乌冲突，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中东这几方关系的复杂联动。
一方面，中东曾是美、俄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2014年乌克兰危机初起时，俄罗斯2015年出兵叙利亚，转移了西方在克里米亚危机上对俄罗斯的压力。今年的形势与当时正相反，美国把全球战略重心再次转向欧洲方向，想通过乌克兰危机来拖垮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的关注双双下降，这对中东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客观上是有利的。美国也曾试图在中东方向拉帮结派对抗俄罗斯，但这目标没有实现。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危机，特别是欧洲方向出现能源紧张局面，使中东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去年是个暖冬，欧洲的能源危机暂时过去，但之后油价暴涨的问题还没完。油价自2008年之后长期低迷，甚至几度跌到30-40美元/桶的低位，但俄乌冲突之后立刻反弹到80-100美元/桶，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022年净利润达161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沙特财政状况处于历年最好时期，这样的局面增强了中东国家的信心和能力。
这次沙特、伊朗、土耳其这些地区国家都没有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既不寻求跟俄罗斯的对抗，也不跟美国对抗，这一点在土耳其身上表现最为突出，当然伊朗更大胆地向俄罗斯靠拢，因为美国现在也顾不上加大对伊朗制裁，伊核谈判也看不到希望。
总之，域外力量在中东的影响越来越多极化，美国的影响还在，俄罗斯影响也还在，但是美俄的影响双双下降，中国的作用在上升，印度、巴西、日本、韩国也在关注中东，美国独霸中东的能力已经有越来越弱的趋势。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变得非常突出。
从力量对比变化的意义上，我认为这种局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东地区的体现。
观察者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因素，沙特和伊朗不久前在中国和解，在地缘政治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回过头去看去年12月高规格的中国-阿盟峰会，对其“里程碑意义”是否能有新的理解？
刘中民：今年3月10日，沙特跟伊朗在北京和解，这是长期主导中东事务的西方所意想不到的。
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前面我们分析了，中东地区国家在长期冲突后，希望追求自主和平发展，这是他们追求和解局面的内生动力。而中国外交长期奉行的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从来没有变，这契合中东地区国家的和平发展愿望。从综合国力上看，中国已经由弱到强，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信用和势能是很大的。我们最近提出“三大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应该讲，中东和解本身就是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成果。
中国提出，要实现中东地区安全，就要实行“四大安全理念”，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
首先，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中东的很多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面临的，比如恐怖主义，它尽管源于中东，但已经变成全球性的安全威胁。中国认为，要共同建立地区安全机制，过去，沙特和伊朗的安全是各搞各的，如果在安全问题上彼此对立，那就成了零和游戏，之前地区大国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沙特跟伊朗和解后，就会期望共同的海湾地区安全，沙特和伊朗会共同维护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安全，共同安全观，在沙特与伊朗的和解中得到重要体现。现在双方合作解决安全问题，在叙利亚和也门已经看到初步看到成果。
其次，安全的综合性和可持续性。安全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跟中东国家的合作可以说是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我们没有私利，广交朋友，去年12月，我们提出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8个领域。既有“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又有新能源、电子通信、海洋、航天、核能等等高科技领域。如果地区安全不但有双边和多变的合作机制保障，还能建立在更深远、更广泛的共同发展前景的基础上，那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观察者网：能否认为中美在中东问题乃至外交宗旨上，有不同的风格和切入点？
刘中民：不同之处是非常突出的，中美之间从理念、原则、政策，到一些具体的手段和工作方式，都有着截然的差别。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就有差别，在哲学上，西方更多追求分而治之，中国则追求“合”，和合共生，合作与和平。
在中东地区冲突问题上，中国从来没有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无论面对巴以冲突这样的长期问题，还是处理叙利亚、伊拉克、也门这些相对新一些的问题，中国都推动以合作和建设性为哲学的外交。最近，秦刚分别与巴勒斯坦及以色列外长通话，推动双方尽快恢复和谈。钱其琛曾经在《外交十记》里记录了中国在海湾战争爆发前所做的外交努力，2002年，中国设立中东特使机制，尽管之前我们的中东影响力没这么大，但努力方向始终是一贯的、明确的。在斡旋沙特与伊朗的和解之前，中国也获得过一些成果，比如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就发挥了比较大的建设作用。
反观美国乃至西方，今天世界的很多热点问题，实际上都是当年英国分而治之政策所刻意制造和留下的问题，美国继承这样的传统，印巴矛盾、阿以矛盾、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伊拉克战争以后，内部遗留的派别矛盾，库尔德人的分裂独立倾向，长期来都是域外势力的抓手，地区势力越分裂，矛盾越复杂，越有利于域外势力的操纵。
回到沙特与伊朗和解，内因是区域大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外因是西方与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东方哲学这一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传统上，是重视民主跟重视民生的区别。西方处理任何事务，都有一种原子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体权利，但不注意单一个体与整个系统的平衡。西方从个体主义出发，推导出强调个人权利的“民主”和“人权”，形成西方文化传统的又一个突出方面。特别是冷战后的新干涉主义，很多都是打着“民主”“人权”这样的旗号进行干涉。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个典型例子，以及一系列长期实践证明，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大中东民主计划”，实际上既没有解决恐怖主义，也没有解决发展问题，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扶植所谓按照西方民主的方式建立的政权，最后不堪一击，在美国撤走以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制度和文化也都没有建立起来。因此，片面孤立地希望通过“讲民主”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不仅没有结出西方民主的果实，反而导致中东国家陷入教派族群冲突，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泛滥的恶性循环。
中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治本之策，也是中国自身经验的一个一个总结。2016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中东时就指出，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根本症结在发展，出路也在发展。过去，中国在自身力量不够强的时候，更多是跟中东国家搞能源经贸互利的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逐步形成解决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更综合的解决方案。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对阿拉伯国家影响很大，就我接触到的一些当地学者来说，他们确实感觉中国发展成就比较大，因为埃及、伊拉克这些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但是几十年过去，他们如今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在中国的后面。特别像“阿拉伯之春”的根源还是民生就业问题没有解决好，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乘虚而入，解决青年的发展问题，才是解决恐怖主义治本的办法。综合施策解决民生的路径，和西方片面强调民主的路径又形成比较大的区别。
第三，手段方式上的差别。西方更多采取居高临下，甚至强制性的做法。西方给中东国家的援助往往是附加条件的，这些年，美国通过向沙特销售军火，大发战争财，联系到刚才说的强制输出民主，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方式来推行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通过施压各方解决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往往适得其反。
中国外交的立场长期以来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在中东地区没有私利，更多是本着公平正义的第三方立场，鼓励中东国家独立自主，协商解决问题。这次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中国建议双方回到上世纪90年代曾经达成过的一些合作方案上去，尊重问题本身的历史基础和来龙去脉，最终收获双方的认同。
中国“没有私利”的立场甚至得到以色列的认同。最近，美国议长麦卡锡访问以色列时，再次提及中国和以色列建设海法港的合作不利于以色列安全，尽管美国已经多次施压，但以色列仍然顶住压力，继续推进深化合作，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作为美国铁杆盟友，以色列也看到了跟中国发展合作的机遇。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未来谁能在中东地区赢得正义，谁能赢得发展，谁就能赢得中东的民心。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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