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威权主义和全球流行病：
新型冠状肺炎时期埃及面临的挑战
原文信息
【标题】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and Global Pandemics: Challenges in Egypt at the Time of COVID-19
【作者】Lucia Ardovini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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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赵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79期
【日期】2020年4月29日
迄今为止，埃及似乎是受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影响最严重的北非国家，有779名确诊病例。人们普遍怀疑，实际数字要高得多。据统计，埃及有1亿多居民生活在其大约5%的土地上，几乎不可能实现任何形式的有效社交距离，人们因而更加担忧无法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埃及政府许多方面虚弱不堪，准备不足，加之不断强化军队作用，使得挑战更加严峻。
全球流行病新型冠状病毒向埃及蔓延，对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政权构成严重威胁。自2013年7月政变以来，塞西政权不仅抹去了2011年起义后所取得的些微成果，还使埃及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人权危机。2019年秋，新一轮民众造反浪潮暴露出埃及的深层次问题，如腐败横行、社会不公，系统性贫困仍然是民众不满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挑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导致埃及政府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点放在了抗疫宣传上，而非抗击病毒本身，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东和北非地区政权试图将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造成的威胁做最小化处理，结构性挑战和政权不安全大致可以解释这一背后原因。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及其多层次影响，使得这项任务变得相当复杂。在埃及，政府似乎倾注更多的精力，压制那些公开谈论病毒对该国脆弱社会影响的人，而不是尝试与疾病本身作斗争。在全球范围内，当民众信任政府时，防控病毒的措施最为有效。然而，长期以来塞西政权一直将透明度视为一大弱点，宁愿激起恐惧，也不愿相信大众。埃及社会大多数仅仅经历了持续的紧急状态，政府却将政治统治与攫取超宪法的权力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大流行病的情况下，熟悉这种严苛的独裁规则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推进强制性的宵禁和封锁进程，因为埃及人习惯于例行实施不断升级的紧急措施。然而，这也造成了社会将可能受到进一步的压制，并使该政权进一步控制言论自由，因为不能保证一旦健康危机结束，就会取消这些措施。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埃及的大部分历史几乎一直处于连续不断的紧急状态，对这样的国家实行“封锁”，本身可能不是一个挑战。更大的挑战是，政府机构应在没有降低民众信任的情况下采取如是做法，而埃及政权对疫情处理不当，对疫情的实际蔓延缺乏透明度，这已让许多埃及人对官方说法保持警惕。人们普遍不信任埃及政府的卫生危机报道，部分原因是，在2月下旬疫情爆发之初，国有媒体否认存在疫情并传递错误信息，它们主要宣扬埃及“触摸不到的”、埃及人对冠状病毒“免疫”的说法。有几位知名人士公开嘲笑这一流行病和社交媒体上阴谋论满天飞，都进一步“驳斥”了健康受到威胁的现实。然而，现实已经开始陷入困境。在3月16日国际航班停飞后，焦虑和恐惧开始蔓延。新型冠状病毒首先可量化的影响是，它已对埃及经济造成冲击。埃及经济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资金和旅游收入。卢克索市在今年旺季爆发的病毒是不祥之兆，尤其是在2011年起义与动荡结束之后，旅游业才刚刚开始复苏。从长远来看，2018-2019年有1134.6万人前往埃及旅游，创造了约1260万美元（应为126亿美元，译者注）的收入。虽然现在推测还为时过早，但有经济学者估计，如果继续实施这些措施，埃及每月旅游业收入的损失可能达到10亿美元，再加上腐败横行以及社会不公扩大，意味着失业者和工人阶级将是受打击最为严重的群体，进而会助长民愤和不满。
尽管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隐瞒实际感染人数，但现在看来，埃及正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方针，处理和遏制危机。埃及关闭了所有、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强制实施由警察巡逻的“宵禁”，并宣布投资10亿埃镑以改善卫生服务。然而，数十年的投资不足使得公共卫生部门难以为继，许多医院和卫生中心的运转都得依靠公共捐赠。
塞西政权已试图通过进一步打击言论自由，以及指责其政治对手散布错误信息，来转移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注意力。考虑到政治风险，政府似乎最关心的是，通过压制那些试图传播病毒真相的人来隐瞒危机的真实程度。严格管控媒体和言论自由是两个主要手段，这两个工具使得独裁统治能够像在政府运转一样具有弹性。然而，在新型冠状病毒事件发生时，政府似乎正在进一步推动这一点。也许这并不奇怪，首批尝试之一就是将矛头指向已被禁止的穆斯林兄弟会，埃及政府指责该组织通过报告虚假感染数据来传播恐慌和恐惧。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英国记者鲁思·迈克尔逊（Ruth Michaelson）被禁。他报道说，加拿大的一项研究估计，埃及的实际病例数量很可能接近19000例，加之目前对与政权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内媒体的禁令，这种缺乏透明度的明目张胆，使得埃及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真相感到不确定。
这在3月19日达到巅峰，著名社会活动家莫娜·塞夫（Mona Seif）、莱拉·苏伊夫（Laila Soueif）、阿赫达夫·苏伊夫（Ahdaf Soueif）和拉巴布·马赫迪（Rabab al-Mahdi）被捕，他们走向台前，公开抗议，担忧病毒可能会在埃及拥挤不堪的监狱中传播，这些监狱因虐待囚犯和忽视囚犯而臭名昭著。尽管他们已经获释，但已经引起了人们注意到一场很有可能即将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因为目前在押的6万多名政治犯在有辱人格的卫生条件下生活。埃及监狱至少超容160%，并在大流行期间，公开的虐待泛滥和不适当的医疗护理可能已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后果。
尽管塞西政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方式与数十年来滥用超宪法权力、系统性不平等以及对言论自由和反对派的例行镇压是一致的，但它所引起的关注也使得这些问题大白于天下，即埃及政权表现出的极度缺乏透明度表明，埃及各机构基本上没有准备好应对未来的形势。对信息的进一步管控表明，总统对其合法性下降深感担忧。由于网上反对运动宣称“塞西和新型冠状病毒是同一危险的两面”，新型冠状病毒在埃及的蔓延方式将会对本已脆弱的经济和持续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对弹性能力较强的威权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打击。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