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崛起的内塔尼亚胡？
——新冠肺炎对以色列的政治与宪政影响
原文信息
【标题】A Resurgent Netanyahu? Th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Effects of COVID-19 in Israel
【作者】Brent Sasley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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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80期
【日期】2020年4月29日
以色列首例新冠病毒病例于2月21日确诊。截至4月6日，以色列已有8900多例新冠肺炎病例，57人因该病毒死亡。政府对该流行病的反应相对迅速，尤其是与意大利和美国等他国政府相比的话。
与此同时，一些关键领域举步维艰：遏制疾病在正统犹太教社群的迅速传播，其中许多社群拒绝停止在犹太会堂和犹太学校（yeshivas）大规模聚集；应对逾越节时段，届时数百万以色列人将希望与其亲朋一起举行仪式并共享纪念晚宴；阿拉伯公民聚居的若干地区面临缺乏检测和医疗设施的问题。
这种效能的拼贴（patchwork）突显了以色列在处理传染病上呈现高低并现的国家能力。由于该国的民主架构，与其地区邻邦相比，这场危机也已对以色列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影响。迄今为止，已产生了一种主要的政治影响与一种宪政影响。
首先，这场危机加强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三次大选后角逐组建新一届政府中的谈判地位，他在这几次大选中均无法在议会里赢得足够强大的多数席位。这是一种短期影响。其次，阻止疾病蔓延的紧迫性促使内塔尼亚胡削弱宪政秩序，即使司法体系屈从于他的政治考量和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威。这是一种长期影响。
政治影响
内塔尼亚胡自2009年3月以来一直是以色列总理（外加1996-1999年这三年）。
2019年4月，内塔尼亚胡面临多年以来首个强有力的挑战者：蓝白党的本尼·甘茨，他至少有可能获得足够席位来组阁。但新冠肺炎的暴发巩固了内塔尼亚胡的地位，让他以牺牲对手的信誉为代价，将自己展现为该国福祉与安全的称职管理者。
2018年12月政府倒台，并在2019年4月9日提前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均获得议会120席中的35席。但两位领导人都无法获取其他党派的足够支持，以使其获得所需的逾60席来组建和维持联合政府。2019年9月17日举行新大选。结果与4月大选相似：蓝白党囊括33席而利库德集团赢得32席。
2019年11月21日，内塔尼亚胡在三起不同的法律案件中因腐败和违反信托被起诉，这导致许多人确信他漫长的政治生涯终将走向尽头。但9月大选未改变任何事情；甘茨与内塔尼亚胡都未能在议会中获得足够支持来组阁。他们的立场相去甚远，无法在一个囊括彼此的联合政府上达成一致。又一次新大选在2020年3月2日举行。
第三轮投票开展之时，新冠病毒已侵袭了以色列。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的庭审定在3月17日。内塔尼亚胡急于躲过此次庭审，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其总理任期的结束，并极有可能终结其政治生涯。人们还普遍认为，甘茨现在处于一个更强势的地位，因为庭审即将来临且内塔尼亚胡未能在前两次大选中提升其谈判地位。
3月大选为利库德集团奉送36席，蓝白党则为33席。但在双方长久争斗之后，甘茨在阿拉伯政党联盟“共同名单”支持下得到足够的议会支持，得以在3月15日获授权就组阁开启谈判。
当联合政府谈判正进行之时，内塔尼亚胡开始扮演更加公开的角色来阐释其看守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中的努力。这些包括增加对公共活动的限制。3月11日，政府开始施行不同版本的居家要求，并于3月19日宣布一项全国性的“紧急条例”。
内塔尼亚胡加大了对甘茨的施压，以组建两党共享的联合政府。如3月21日，内塔尼亚胡在一次电视访谈中称，将与甘茨分享总理职位，提出议会四年任期过半时进行轮替。
舆论强化了内塔尼亚胡的论点。3月，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以色列之声指数”（Israeli Voice Index）调查发现，76%的公民“非常”或“适度”担心自己或家人将会感染新冠肺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务之急是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57%的人倾向于这一选择（36%的人希望内塔尼亚胡先任总理，21%的人希望甘茨先任）。最后，民调发现，60%的以色列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对危机的处理是“好”或“非常好”，而仅有34%的人对甘茨持同样看法。
甘茨在3月26日以重大转向作为回应。在谈及新冠肺炎的暴发时，甘茨称之为“紧急情况”，因此需要一个能将国家团结起来的政府。为此，甘茨提议自己担任议长，并打破竞选时的反复承诺，宣布愿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中任职。根据协议草案条款，内塔尼亚胡将在前18个月任总理，此后甘茨将轮任。
甘茨的背离为内塔尼亚胡的总理连任竞选之路注入新活力。这一棋局可能会失败。即使谈判成功，内塔尼亚胡也会有机会在规定的轮替时间前着手通过一项使他免于起诉和庭审的法律，从而增强他将继续掌权的可能性，甚至超出两位领导人设定的轮换日期。
更大的可能性是，未来一年半的事态发展将极大削弱甘茨（他的政党在其离任后已一分为二），这样内塔尼亚胡要么能以足够的议会选票来保住政权，要么能举行一次让他和利库德集团在其中表现得更强势的新大选。例如，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在对他的庭审中得以幸免，或者出现一个紧急的外部安全威胁使他能以国家安全之名推迟轮替。
内塔尼亚胡可能真的很担忧这种传染病，并希望保护国家及其公民免受该疾病的伤害。但他的政治操控表明，他也将此视为一个从政治死亡中拯救自己的契机。
宪政影响
无论内塔尼亚胡在短期内成功掌权与否，他对以色列法律和宪政框架所造成的损害都是长期的，这在他任期之后仍将延续。
内塔尼亚胡采取旨在颠覆现有宪政秩序的系列行动以保护自己免受起诉。首先，在5月14日，他让其亲密盟友司法部长宣布由于新冠肺炎的扩散而进入紧急状态。这一决定意味着，法院只能为紧急目的而开会，如逮捕令和还押令。内塔尼亚胡在政府中支持者的努力将经由影音通话的刑事诉讼限于在押被告。因为内塔尼亚胡并非如此，所以他的庭审被推迟至5月24日。
其次，议长尤利·埃德尔斯坦是内塔尼亚胡的另一个盟友，拒绝举行新议长投票，因为他推定甘茨的支持者将会当选且议会之议程将取决于甘茨的偏好。他的第一个解释是，这对保护以色列人免遭进一步感染是必要的。通过此举，埃德尔斯坦还阻止议会成立一个新的“安排委员会”，它依法通过向议会各党派指派成员和主席来组织新的议会各委员会。
最高法院首先发布一项无约束力的声明，即议长不能推迟投票，随后当埃德尔斯坦仍然拒绝时，会一致裁定议长必须举行投票。埃德尔斯坦再次无视法院，选择辞职而非推进此事，这进一步拖延了进程。
以色列没有成文宪法。作为替代，一系列地位高于其他立法的基本法充当准宪法。但单一文本的缺乏使得基本法更容易被修改、删减或增补。这构成了法院对政府其他分支施行司法监督权稍显脆弱的基础。
2009年以来，一些右翼和宗教政党一直在缓慢且持续地对进一步削弱法院权威而努力。在看到最高法院试图迫使埃德尔斯坦举行右翼政党想要避免的投票之后，他们可能会再接再厉。埃德尔斯坦无视最高法院的先例也将成为今后类似抉择的基础。这些努力着眼于试图降低最高法院限制或否决议会已批准法律的能力，主要是通过修改法律（包括《基本法：司法》）和改变法官的甄选方式。
当这位议长为确保内塔尼亚胡执政而拒绝放权时，保持政治体系完整性的法律规范和结构进一步受到侵蚀。违抗最高法院要求守法的裁决构成了对宪政秩序的更大破坏，并削弱了法院维持自身作为政府独立分支的能力。
甘茨加入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决定意味着对此番攻击的默许。因此，主要的右翼和中间偏右政党现已原则上达成共识，当法律体系配合他们的政治时可予以忽略。虽然司法体系没有即刻崩溃的危险，但进一步削弱法律和宪政秩序的努力在当下更具可能性且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内塔尼亚胡极力阻止对他的庭审，这将以损害法院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强化总理的地位。如果他成功逃避遭起诉后的庭审，那么未来的总理们将不会对潜在的腐败表现出太多忧虑，因为他们知道有很多方法来应对问责制。
尽管以色列自豪地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如人民选举他们的领导人，法治高于领导个体或政党的利益，但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为研究新冠肺炎对中东国家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比较方法。据此表明，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不仅都对民众施加部分限制以阻止传染病蔓延，而且也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