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应对COVID-19过程中的透明度与压制
原文信息
【标题】Transparency and repression in Jordan’s response to COVID-19
【作者】Elizabeth K. Parker-Magyar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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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82期
【日期】2020年4月30日
约旦相对较早地对COVID-19疫情作出了广泛的应对，从而至少在目前来看有效地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政府也因此获得各方赞誉。正如全球各处正在发生的一样，因政府抗疫措施而产生的那些生动图景往往让人印象深刻：涌入当地超市购物的家庭、向从死海高档康复中心结束隔离的人们派发鲜花的士兵、人们在已经形同邻里中心的商店门口排着彼此间相距百米的队伍。这些景象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强化了政府为了控制病毒的致死率而正在进行的动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对社会凝聚力、地方政府和国家能力造成深远并且长期的影响。
可能不那么容易被注意到的是，约旦政府以应对病毒为契机而传达由政府统一发令的强硬决心。此前媒体和舆论的中心是广受约旦民众诟病的约旦政府领导人透明度问题，而现在首相拉扎兹（Omar Razzaz）和其内阁的防疫措施才是媒体的重心。政府正在加大管控力度以抑制网络上假消息的传播，此举等于赋权政府更严苛地限制公共批评的尺度。这些变动引发言论自由争议的持续发酵，让人有些担忧。相比于中东地区其他明显更为压制的国家而言，病毒大流行会造成约旦的治理增加透明度还是强化管制，结果并不明晰。
推入聚光灯下的拉扎兹内阁：成功还是失败
综观约旦全国媒体，可以很容易发现拉扎兹内阁的新闻宣传策略。大臣们几乎每天开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用政府的社交媒体频道发布他们的信息。大臣们反复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向观众解释最新的病毒传播情况和政府抗击病毒传播的举措。鉴于约旦大选选出来的议会基本形同虚设，卫生大臣萨阿德·贾比尔（Sa’ad Jaber）新闻事务国务大臣阿姆贾德·奥代拉（Amjad Odailah）现在几乎无处不在。在许多方面来看，这些大臣们可能甚至超过了拉扎兹首相和国王本人，反而成了政府的门面。
鉴于病毒破坏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作者访谈过的普通民众纷纷表示，他们以往从来未曾如此认真聆听和关注政府的声明及政策。起初约旦政府的抗疫举措有时表现得考虑不周，这恰恰体现了政府之前治理能力的不足。这些早期措施导致超市在封城前数小时内被抢购，后期则是封锁五天之后，送面包的大巴车被堵在了路上。
约旦政府通过公布海量信息的同时也不断地逐步修正政策，最近已经能够保证民众既支持政府出台的严格规定也高度遵守相关政策。与其他能力更不足、更不透明并且压制程度更严重的邻国相比，约旦的情况似乎应该得到表扬。然而这种比较得出的赞许是民族主义式的，这类赞扬高度依赖约旦国内真的能够有效抑制疫情。作者还从其他受访者那里得知，有部分约旦国民坚持认为政府分享可靠的信息，并且在政策失败时快速有力地作出调整确实能够有助于缓解将来的混乱。毕竟只有当公众相信政府可以，并且会对民众的批评作出有效回应时，政权合法性和国家效力才是有保障的。
对约旦的领导人而言，尽管数月前还在因为不愿解决系统性腐败和经济不平等问题而饱受质疑，然而因至今为止有效抗击疫情而受到的谨慎赞扬令他们喘了口气。无论是拉扎兹政府还是国王都乐见这一点。而大流行前，根据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和2018年的《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调研结果显示，约旦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人们相信国家机关普遍腐败，大臣们更是如此。
对腐败的担忧当然会引发对抗疫效果的担心。人们担心腐败可能会削弱抗疫举措的有效性。尽管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最近发表声明说抗议期间不存在任何浪费和徇私，但很快就有报道说约旦农业大臣因卷入分发宵禁期间个人许可证上的腐败事件而辞职。在某种程度上说，大臣们的辞职等于在重演约旦政治的一贯模式。约旦领导人让大臣们负责应对疫情，也保留了将腐败归咎于这些个人的回应方式，而不是承认政治腐败已经是个系统性问题。
在前所未有的公众监督面前且非常需要透明度的时刻，约旦政府领导层能否直接处置而非掩盖这些腐败和徇私行为，惩罚不法者，对今后至关重要。
言论控制的“战时”紧急特权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东地区其他情况一样，抗击疫情的斗争很可能给予政府以控制病毒传播为借口而收紧民众言论自由权的权力。3月17日，首相拉扎兹在约旦政府发言中强调要区别表达权和传谣。前者是受保护的权利，而后者只能制造恐慌。政府将坚定地处理这一区分。至少1,6000人已经因破坏宵禁而被罚款。政府会继续处罚那些散布未经证实的消息之人。
事实上，在政府正式宣布这些新权力之前，媒体就报道过有人因散布关于病毒的谣言而被捕的新闻。更近的约旦报章更纷纷表达了对徇私和族内政治会影响此类法律实施的忧虑，比如某部落威胁要用网络犯罪法起诉任何发布有关该家族、最近的一场婚礼以及伊尔比德病毒爆发的任何信息的人。
许多民主和不那么民主的国家都在与那些会侵蚀政府防疫举措的谣言进行斗争。约旦军方最近表达了保护COVID-19患者个人隐私的合理担忧。在言论自由已经被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下，紧急特权极易被滥用。在疫情爆发前，约旦政治活动就集中于谴责政治腐败和保护言论自由领域。有的活动家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而被逮捕。为此，政府强力推动广受争议的2015《电子犯罪法》。约旦近年来反对派运动日渐猖獗，政府紧握紧急特权可能比已经采取的高压镇压异见者的策略更有效、影响更深远。
部长级行动越来越透明和政府扩大新紧急特权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国家治理中矛盾的转折点。一方面，密集的公众监督和国家与疫情爆发之间的战斗促进政府对公民的响应性出现转折点。另一方面，政府很可能利用紧急特权打压和惩罚甚至进一步镇压反政府者。
即使约旦总体感染率仍很低，大流行的破坏性还远未结束。难民营中的居民正在害怕疫情在他们的社区爆发，也担心爆发会造成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就算这些最坏的状况没有发生，约旦严厉的管制举措所造成的经济成本也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身上，而这种不平等将激活未来政治改革的呼声。总的来看，疫情使政府部长级的政治行为受到前所未有的监督，但疫情也赋予政府颁布严苛审查制度的权力。大流行可能转变这场大辩论的参与者和争论内容。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