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机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化
原文信息
【标题】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Coronavirus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作者】Adam Hoffman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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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潜旭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83期
【日期】2020年4月30日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应对新冠病毒传播的需求表现为不同方式。除了实施隔离、检测和封锁等公共卫生措施外，该地区一些国家还将新冠病毒定义为安全威胁，而不仅仅是将其视为公共卫生问题。通过安全化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这种框架。对于国家（和民族主义者）制止大流行的努力，尤其是对于在安全领域已经受到高度关注的中东政权，从安全的角度入手来应对病毒大流行似乎成为一种显然的战略选择。但是，许多国家（包括中东）对新冠肺炎的非安全化应对表明，安全化是决策者的政治选择，而不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者所认为的“自然”状态。
安全化的理论框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相关联，并且最初由Ole Wæver提出。其认为，从本质上讲，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每当一个行为者宣布一个议题是国家安全问题时，该议题就成为一种威胁，这一举动则具有独特的政治后果。安全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客观事实中，还必须被政治行为者定义为威胁。哥本哈根学派定义的“安全化”过程可以产生如下效果：通过将某项议题标记为“安全问题”，使其戏剧化地变为具有最高优先级的议题。正如Buzan，Wæver和De Wild所指出的那样，“安全威胁的特殊性质证明了采取非常规措施应对威胁的合理性”，以及证明了在处理该问题时暂停“正常政治”的行为是合理的。因此，安全化意味着一个问题超出了日常政治层面，这证明了使用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性。
尽管中东国际关系研究中已涉及安全化理论，但现有文献对全球健康问题成为安全威胁的关注较少。此类问题已在其他情况下进行了安全化：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陈冯富珍谈到埃博拉疫情时，将其定义为“对爆发地区以外国家的安全威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则将其描述为“日益增长的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威胁。”过去流行病的这种安全化导致人们对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的安全化有所研究，但很少涉及中东政治。
以色列和约旦应对新冠疫情都以类似的方式进行了安全化。当然，这些不是中东国家动用军方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唯一例子：例如，阿曼已部署苏丹武装部队（SAF）来设置检查和控制点，以阻止各省人口流动。埃及总统府发言人发布的一个视频显示了埃及武装部队为应对疫情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穿着军用防化服的士兵和展示消毒用具的军事单位。本文讨论以色列和约旦的安全化应对，其代表了中东和北非国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政策行为的普遍模式。
以色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
以色列果断、迅速地对新型冠状病毒作出了反应。除了实施各种措施，例如自我检疫，限制公共聚会以及关闭学校和幼儿园外，以色列主政者还对这一流行病进行了安全化。最重要的是，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以色列为遏制冠状病毒所做的努力描述为“一场与隐形敌人，即病毒，的战争”。同样，国防部长贝内特表示，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先前的任何一场以色列战争，但又大不相同。”他还将这种流行病称为以色列的“第一次冠之战”。贝内特还在他三月下旬发布的题为《以色列国家冠状病毒应对计划》的官方政策文件中明确将冠状病毒安全化。该计划指出，“大流行不同于”普通的健康问题，是“医学和战争的结合”。由于这一挑战具有类似战争的性质，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行动：“在战争中，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必须承担风险，并必须降低安全措施。战时心态与医疗心态大不相同。”
安全化理论学者将安全化视为一种言语举动，因此在将某项议题定义为国家安全事务中，其将重点放在修辞领域。尽管如此，以色列政府对新冠肺炎的安全化也体现在以色列政府的行动中。内塔尼亚胡表示，冠状病毒的最新现实情况和针对它的遏制措施证明了使用非常规手段的合理性，正如Buzan，Wæver和De Wild认为在安全化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情况。内塔尼亚胡表示，作为以色列抗击流行病努力的一部分，政府将“针对它采取我们之前仅针对恐怖分子部署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前所未有地利用了以色列的各种安全和情报机构。国内情报机构辛贝特（Shin Bet）使用监视技术来跟踪被新冠感染的公民，这是它首次利用其技术能力公开跟踪以色列公民；在政府卫生系统丢失了10名新冠肺炎患者的个人详细信息后，以色列精锐特种部队（Sayeret Matkal）被启用以对其进行追踪；以色列国防军（IDF）情报总队，包括其研究部和8200人精锐部队在内，也已被召集起来为以色列卫生部收集和分析与冠状病毒有关的情报；对外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受总理委托，“竭尽所能”从国外购买呼吸机和其他所需的医疗用品，以供该国卫生系统使用。这些措施不仅反映了以色列对新冠疫情危机的一般模式反应，还表明已对其作出安全化反应——使用通常用于反恐和为国家安全需求而收集情报的军事单位、情报人员和技术。
约旦对冠状病毒的反应
3月中旬，约旦推出了世界上最严格的抗疫措施，包括无限期宵禁（违反者将处以一年有期徒刑）、关闭境内所有企业。除了这些严厉措施，约旦还安全化了新冠危机，就像对待战争一样。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由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在脸书上发表的一篇备受关注的演讲中发布的。国王以父亲般的口吻称呼“亲爱的人民的儿女”，并警告他们关于新冠病毒流行病造成的全球危险。在讨论病毒造成的危险时，通过隐喻战争，阿卜杜拉国王呼吁约旦人在卡拉梅战役中表现出与五十年前的士兵一样的英勇、荣誉和牺牲精神。国王说，今天，每一个约旦人都是约旦抗击流行病战役中的“士兵”。重要的是，国王穿着军装发表了讲话，就像在过去的危机时期一样，例如在ISIS于2015年2月杀死约旦空军飞行员Muath al-Kasasbeh之后。因此，国王以这样的信息内容和形式向约旦人传达一种危机感和危险感，使公众转向战时心态。
约旦新冠病毒的安全化还由约旦卫生部长贾伯来帮助完成。他经常在声明和媒体采访中说：“约旦今天抵抗新冠病毒的战役终将胜利，上帝保佑。”贾伯还在他的推特个人资料中推广了一个名为“约旦抵抗运动”的主题标签运动。在中东的政治话语中，“抵抗”一词与哈马斯和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暴力抵抗运动有密切联系，即，民众为与外部敌人作斗争而进行了暴力运动。因此，这是约旦最高级别卫生官员的另一次尝试——为约旦遏制新冠病毒的努力树立了类似战争的心态。
以色列和约旦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安全化反应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迅速动员其安全部队（以色列则包括情报部门），在面对全球危机时实行封锁并维持国内稳定。但这一结论将产生误导：如在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部门的参与受到许多人的称赞，并且经常被内塔赫亚和贝内特称赞为英雄事迹，但疫情危机暴露了以色列卫生系统应对这种流行性疾病的准备不足。正如一些以色列人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的那样，如果该国的卫生系统首先具有足够的呼吸机和其他医疗设备，那么摩萨德就不用通过秘密交易从遥远的国家进行采购。因此，尽管以色列各种安全服务部门为应对疫情展现出强大能力，但卫生系统在应对危机时的表现也暴露了以色列国家能力的有限性。同时，约旦政府由于意识到缺乏应对这种情况的必要资源，对危机做出了迅速而果断的反应，以防止大规模暴发该流行病。但约旦的经济已面临重大挑战，而今年还要偿还约17.6亿美元的债务。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若新冠肺炎大规模暴发将使该国卫生系统负担沉重，并进一步加剧其经济问题。约旦王国对危机的安全化，以及面对新冠时要求有韧性和抵抗力，则表明该国应对这种病毒的能力有限，而不是有较高的应对能力。
结论
安全化理论认为，安全威胁不仅作为自然事实存在，而且源于政治行为者将其定义和表达为威胁。关于中东国家应对措施的讨论显示，该地区许多政府不仅将新冠危机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且称其为安全威胁。这些国家为限制病毒传播所做的努力，通常类似于在国家集体记忆中进行的战争或军事运动。
安全化理论学者对安全化的政治后果保持警惕，因为用来应对安全威胁的非常规手段可能导致民主规范和辩论的瓦解。这种担忧也与中东政府对新冠肺炎的安全化有关：疫情结束后，以色列可将赋予辛贝特跟踪新冠携带者的监视权用于其他目的。尽管辛贝特的负责人表示他了解此问题的敏感性，并承诺将收集到信息保存到自主保存后再提供给卫生部，但其并不能保证该技术将不会再次使用，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使用是不是仅仅出于安全原因。因此，以色列为应对新冠危机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该国的内部压制能力——疫情安全化的政治后果可能在危机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