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危及海湾国家抱负，考验国家团结
原文信息
【标题】Coronavirus in the Gulf Imperils National Ambitions and Tests National Unity
【作者】Kristin Diwan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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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90期
【日期】2020年5月1日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各国带来严峻挑战，不仅考验各国政府研判疫情、调动资源和动员民众的能力，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迄今为止，海湾君主国因其充足的资源和广泛的技术能力，被证明比大多数国家更有能力应对这场疫情。更重要的是，海湾国家此前经历过冠状病毒的暴发，即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12年源自沙特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
伊朗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截至目前，尽管邻近伊朗的海合会国家确诊病例数已超过1.7万，但死亡病例相对较少，仅122例。海合会六个成员国只有各自通过举国动员和实施严厉的遏制措施，才能保持疫情防控成果。这些防疫行动，连同使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的类似应对措施，必将对全球各个国家、经济体和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危机过后，国家抱负需要重新调整，国家责任也需重新平衡。
国家抱负遭遇挫折
全球疫情大流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油价暴跌，破坏了海湾地区主要的收入来源。随着“封城”和航班停飞，石油需求大幅下降，3月份原油价格从51美元跌至21美元。对政府收入的65%～85%仍依赖化石燃料的国家来说，其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除石油收入蒙受巨额损失外，预计2020年这些国家的非石油经济也将缩水2%。对那些已遭受油价暴跌冲击的政府来说，如果不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损失可能无法挽回。国内经济需求可能会迫使受到全球经济低迷影响的主权财富基金，通过部分减持海外资产来支持国内经济。
在与俄罗斯争夺市场份额的战争中，沙特阿拉伯加快了石油生产，这一决定进一步加剧了油价暴跌，是沙特冲动转变经济战略的表现。迄今为止，沙特阿拉伯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石油收入。这一方面是为了沙特阿美在有限的私有化进程中维持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则是为沙特雄心勃勃的经济多元化项目积累资金。国家率先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注资，该基金设想建立全新的产业，甚至是新的城市。
如今，这些项目可能受到质疑，这不仅是由于资金短缺的问题，还因为此次危机暴露出的新漏洞。人们只需看看地区领导者迪拜便可知道。迪拜开创的模式曾在整个海湾地区被以不同形式效仿，作为连接几个大洲的运输和物流枢纽，今天迪拜所有的航班停飞，与亚洲和欧洲的供应链中断，通过港口和码头的货物运输大幅下降。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持巨资打造或正在规划的新港口，在地区层面面临激烈竞争。如今这些国家面临更加危险的市场环境。
这些无疑是全球市场共同面临的挑战。但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时代，海湾经济体因偏重国际商品和人员流动而面临更大的风险。作为海湾国家未来投资重点领域的旅游业和酒店业，也同样面临这些风险挑战。沙特领导层已优先考虑拓展国内非宗教旅游业，投资红海开发项目，如斥资数千亿美元打造未来的尼尤姆新城（NEOM）。然而，即便是传统的宗教旅游业收入在2020年也将遭受损失。正当沙特政府希冀扩大宗教旅游时，朝觐活动却（因疫情）被迫取消。阿联酋也宣布推迟举行2020年迪拜世博会，迪拜官员原本希望这场为期半年（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的盛会能够给这个酋长国带来2500万游客。
这场席卷全球的卫生危机为海湾国家展示领导力和提高国际声誉提供了契机。科威特向世界卫生组织抗击疫情作出了突出贡献，无愧于其作为人道主义领导者的声誉。其他海湾国家也提供了国际援助，尤其是向伊朗提供了援助。即便是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沙特阿拉伯也利用其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召集全球领导人召开“云会议”，努力协调全球应对疫情的措施。尽管如此，严重的经济损失仍可能迫使海湾国家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转移回国内，并对本国公民提出更多要求。
国家团结经受考验
当海湾国家动员起来应对这场疫情危机时，它们依赖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叙事和集体责任，近几年这些国家一直培育的这种叙事模式在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表现得尤为明显。各国政府和公众通过语言和图像——有时甚至带有军国主义色彩——赞赏国家响应团队，以激发民族自豪感。在应对危机方面，公共卫生运动促进了积极正面的民族精神和国家团结的形成，成千上万人的海湾民众通过志愿者行动（向抗疫）提供支持。
尽管如此，这种国家团结仍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受到考验。在即将到来的财政紧缩时代，新的国家责任正在被重新定义。面对新的财政现实，一些海湾国家已开始计划发行债券，大幅削减国家预算。随着海湾国家领导人为更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做准备，强调自豪感和举国颂扬的国家叙事将更多地诉诸对国家责任和工作价值的呼吁。
海湾学者伊曼·侯赛因（Eman al-Hussein）认为，这些新的期望和压力正不成比例地落在私营部门身上。正当人们对私营部门在国家层面发挥更大作用、加大对政府的支持力度产生新的期望时，预防性的停工措施对企业的打击尤为严重。与此同时，在科威特等国，民粹主义言论明显增多，议员们游说政府不要对知名商人提供救助。然而，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可能迫使人们重新评估企业面临的风险，以及业务缩水甚至崩溃如何对国民就业造成阻碍。沙特阿拉伯在危机期间一改之前温和的刺激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更重要的支持，承诺为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六成员工支付三个月工资。
这种以公民为重点的政策很重要，其与之前政策的差异值得关注。海湾国家人口近半数是外国人，在较为富裕的海湾小国，这一比例甚至接近90%。由于（对疫情的）恐惧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航班停飞和边境关闭已造成一些特殊的后勤问题和政治问题。阿联酋、沙特和巴林的领导人毫不避讳这一点，他们在讲话中强调了抗击疫情大流行的共同挑战，并承诺为所有居民——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支付检测和治疗费用。但在科威特，虽然政府对外籍劳工进行病毒检测和治疗，一名持反移民立场的政客与其他公众人物乘机呼吁立即驱逐外籍劳工。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为非法外籍劳工的离境提供便利，而议会则借机推动起诉签证贩子的立法，以回应社会长期以来的期待。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至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外籍劳工居住的与外界隔离且拥挤不堪的社区，三国政府加大了对该群体的遣返力度，导致这些国家与劳务输出国关系紧张。这些不平等现象对卫生领域构成了严峻挑战，凸显了客籍劳工制度的弊端。
海湾地区疫情大流行也在加剧社区分裂的风险，当地早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大多来自从伊朗朝觐归来的国民。鉴于当前伊朗与许多海湾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对什叶派社区的敌意和怀疑加剧的风险切实存在。沙特外交部指责伊朗对该病毒的传播负有责任，因为伊朗没有在沙特游客的护照上盖章，巴林当局称这一政策是“生物攻击”。然而，尽管沙特迅速隔离了最初发现病例的卡提夫地区当地大部分什叶派聚居区，但对那些从伊朗非法旅行归来的什叶派公民却没有升级防疫措施，只要他们承认去过伊朗并接受隔离，便能得到赦免。巴林同样遭受了后勤和政治方面的挑战，疫情暴发期间超过1000名巴林公民被困伊朗。由于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或航班往来，巴林当局推迟了允许在伊巴林公民回国的时间，致使许多人处于危险之中，报道称已有多名巴林公民在伊朗因感染病毒而去世。
未来的挑战
新冠肺炎大流行冲击海湾地区正值海湾国家食利经济体和国家与民众（公民与非公民）关系转型的关键时期。海湾国家政府的积极行动为其增强国际地位和内部合法性提供了机会，揭示了社会裂痕和经济战略的弱点。对未来面临诸多经济挑战的海湾国家而言，其对有助于动员民众支持抗疫的民族主义的强调，将以新的方式得到检验。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