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民族主义的建构——以摩洛哥为例

原文信息

【标题】Framing Nationalism in times of a pandemic: The Case of Morocco

【作者】Yasmine Zarhloule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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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舒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93期

【日期】2020年5月1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摩洛哥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遏制感染率的提升。这些措施包括关闭中小学校、大学、非必要的商店以及清真寺等。通过实施宵禁并禁止人们未经许可进入公共场所，政府对人口的管制也得到了加强。摩洛哥政府的反应快速，且其措施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欢迎，然而疫情引发的封锁可能会给该国产生重大的长期成本。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疫情凸显了现政权的结构性回应和维持政权的民族主义言论之间的重要动态联系。

由于疫情的爆发，摩洛哥面临着重大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对旅游业造成了重大影响。旅游业是摩洛哥经济的第二大贡献性行业，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在2017年提供了53.2万个就业岗位，占整体经济的5%。由于该国外交部在公报中宣布关闭边界并暂停所有国际航班，摩洛哥皇家航空在短短两个月内亏损约4亿美元。2019年摩洛哥有近1300万游客，2020年的经济前景仍然比较黯淡。这种趋势短期内很难恢复。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预计，由于全球疫情，国际旅游业将在2020年下降20-30％。摩洛哥的主要贸易伙伴欧洲目前的抗疫压力非常大，此时健康危机给农业和贸易部门带来的负担将更加严重。摩洛哥在应对疫情时非常坚定。3月18日星期三，卡萨布兰卡的官员们命令民众待在家中，“保持警觉、团结一致”。接下来的几天，军队和警察接管了摩洛哥街头，确保封锁得以有效实施。政府将即日起至2020年4月20日定为医疗紧急状态，且该状态可能继续延长。除了离开住宅需要许可并宣布宵禁外，政府还设立了内政部与皇家武装部队之间的24小时热线，提供必要的健康建议,“保持警惕以对抗疫情影响并维护公民健康”。

摩洛哥政府的两点举措值得关注。一方面，由于紧急状态和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人们担忧政权可能会对民众进行镇压。在丹吉尔（Tangier）、塞勒（Sale）和非斯（Fez），尽管实施了紧急状态且大部分民众均拥护国家的抗疫措施，但抗议活动依然存在。3月22日晚，社交媒体和当地媒体报道，一些人在街上游行并高呼“神是最伟大的，只有他能帮助我们”。为了应对这些抗议活动，政府在第一周就因违反卫生紧急状态命令而逮捕了450人。这种逮捕是合乎规定的，因为根据第2.20.292号法令草案，政府可以对违反当局为遏制感染而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人实施制裁。在隔离期间不遵守保护措施的人可能会面临一到三个月的监禁，并处以300至1,300摩洛哥迪拉姆（约30至130美元）不等的罚款。在通过了规范社交网络和网络犯罪的第22.20号法案之后，又有56人因传播疫情虚假新闻而被起诉。总的来算，自3月20日紧急状态实施以来，在密集的街头巡逻中因违反紧急状态而被捕的总人数达到22,541人。将抗议者监禁和世界其他地区呼吁释放囚犯以遏制病毒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异见人士也受到了当局的镇压。毫无疑问，在应对疫情方面，隔离措施是有必要的。然而，部署特定的战略控制手段可能会产生新的权力和政治机构配置，从而导致某些安全做法的常规化。权力机制可能借此将这些控制措施和对公共领域的社会运动监管措施长期化。

就比如说，大规模的进行监视就是这种可能长期化的控制机制。政府可以利用高级计划委员会或国家人口普查提供的统计数据作为高度监视反对地区并镇压集会的一种手段。从短期来看，这样的措施达到短期把人留在家中的公开目标，也能达到遏制感染的目的。但从长期来看，恐惧和镇压的工具化可能会损害民政关系的长期发展。考虑到疫情爆发前摩洛哥已经对维权者与记者进行过镇压，这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在关注疫情的情况下，信息将更透明地被提交给政府，这对疫情是有效的，但疫情后也可能助长镇压的制度化。

其次，在摩洛哥面临医保和治理系统挑战的情况下，动员民众的支持更具战略意义。在传统安全中，安全是一种固有的保护性策略，它被施加在优先且独立于安全性实践的主体或对象上。当保障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本身时，安全的提供不再由军事能力和对有限领土的防御来界定。它超越了传统的关注，强调要优先考虑国内生存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安全。在缺乏可持续且高效的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情况下，应对危机首先要赢得人心。政府和民众呼吁团结一致进行国家的核心建设，因为他们寻求制定连续的合法化安全措施。因此，通过将社会团体与国家生存直接联系起来，领导人可以维护自己的政权并提升应对非常规或自发性危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安全供应方，可以根据主权和在其机构内的权力定位进行任何干预。通过在公共区域设定合法规范和价值，以及假设社区的反应并假定什么样的行为具有合法性等方法，权力的功能得以发展。

摩洛哥人对于疫情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乌拉玛（神学家们）、传教士和伊玛目们关于对疫情提高警惕并进行预防的动员。他们在关闭清真寺并就局势严重性对民众进行预警方面进行了负责任的行动及合作，这开创了一个先例。迄今为止，摩洛哥政府通过赢得人心来加强民族主义似乎是有效的。通过疫情的契机，政府不仅可以控制政治局势，还能在动荡时期借民族主义的潮流恢复人们对国家的重新认识。然而考虑到医疗基础设施的薄弱以及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低信任度，这种效果可能是非常短暂的。因此，无论我们看到的是民众的抗议还是民众和国家更紧密的结盟，其实都高度取决于政府对镇压进行部署的水平，更取决于该国对于危机的承担能力。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