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国家对新冠病毒的威权利用
原文信息
【标题】Authoritarian Exploitation of COVID-19 in the GCC
【作者】Matthew Hedges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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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赖苑、余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96期
【日期】2020年5月4日
与应对传统的动态安全威胁不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令海合会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暴露无遗。海合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抗击这一全球流行病，包括施行全国范围内消毒计划、加强社会管控等。此次疫情为海合会国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其经济能力急剧下降，社会关系紧张，以及外交战略受到制约。然而，这次流行病就像过往一些极具地区影响的大事件发生之后一样，也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升级威权管控的平台，例如“9·11”、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地位蹿升以及45名阿联酋军人在也门马里布军营殒命等。
海合会国家十分清晰地意识到信息管控的厉害之处，并一直为其需要而去学习驾驭如何管控信息。从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角度来审视，海合会所有国家要么是该地区不断强化的政治宣传和信息误导行为的受害者，要么是其拥护者。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进一步凸显了这一争议的焦点，信息战也愈发激烈。威权利器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成功垄断真相，进而让整个社会习惯于谎言的存在，但疫情危机期间这一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如果失去可靠的信源和社会共识，整个国家就会无法有效应对大流性疾病并陷入险境。
压制基础
公开的压制机制在整个中东地区司空见惯，秘密警察和对公共领域的高压控制使得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严重缺乏。在海合会国家，诸如例行的公开处决和对公民违抗行为采取不合理司法手段之类的权力展示，强烈表明国家政权和社会民众之间构不成均衡的权力比例。
海合会国家还不断采用技术创新手段来丰富其一系列可用的压制工具。阿联酋对新技术的吸纳极大地帮助了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锁，如对像WhatsAPP、Skype、Google Hangouts这类网络语音电话进行限制，就是当局因多疑而采取的技术手段。然而，随着国内外宵禁令等的实施，国内人们因信息隔离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是无法承受的。最后，阿联酋电信管理局只得援引所谓“特殊危机”办法，授权民众可暂时使用这些通讯软件，但仅限用于固定线路的网络连接，以确保技术部门能持续对用户进行地理定位。
阿联酋的迪拜酋长国居民疫情期间感受到增强了的控制措施，因为他们只能在提供了合理理由并在网上提交申请表格后才被允许离开自己的住所。实际上，这与其他酋长国实行的措施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因为被许可离开就要求提供个人可识别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可以通过个人身份识别系统集中掌控，还直接关联到个人电话号码和汽车牌号。此举意味着政府可以持久地追踪这些居民的去向。此外，在整个迪拜酋长国，智能摄像头监控网络亦能掌握外出居民的行踪。这些摄像头不仅可以识别车牌号，并且可以直接警示外出违规者办理罚款等事宜。由于阿联酋是联邦制国家，各地类似的限制措施各不相同。
与迪拜施行的正式外出许可办法相比，巴林采纳了一种更加精确的控制形式。巴林境内需要隔离的所有人现在都被迫佩戴一个连接手机的电子标签，因此那里的新冠肺炎患者与罪犯，或者社会弃儿、麻风病患者、残疾人等遭受的待遇已无二致。
脆弱国家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并未一下子就将海合会国家的直接威权能力提升起来，但在巩固该地区威权主义方面确实显现了它的价值和规制作用。当前，海合会国家正在操控社会传统之基，将其运用于更符合自身政体的战略服务中去，加强对人口的融合管理，以应对眼前的威胁。结构性计划在疫情之前已开始进行，其目标是增强海合会本土人口和他们各自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冠状病毒真正的威胁在于将会疏远领导人和国民间的距离，只有解读出这种认知心理才能理解海合会国家为何会对疫情采取如此审慎的管控模式。
外国侨民构成了大多数海合会国家中最大的社会群体，因此整个地区国家人力资源结构都有明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如不能将这些占主导比例的外籍居民与本国人口一样，以本国传统方式同执政当局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本土人口赤字使得维系政权权威性和合法性本已紧张的局面会雪上加霜。因此，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采取了加强其政权、民族和国家生存的战略，并将重点放在人口融合管理方面。例如，为了改变国内的教派人口结构，巴林武装部队中的约旦、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等国雇佣兵均被赋予巴林公民身份，以增加王国内部逊尼穆斯林的数量。与此同时，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阿联酋国民被禁止出国旅行。当这些行动与一些普遍做法相结合时，如剥夺外籍人口国籍、驱逐不受欢迎的人、严格执行父权制国籍法，海合会国家对国内人口的塑造战略可以被诠释为一个人种改良的现代项目。
海合会国家的统治精英是他们社会等级的产物，这种社会等级将家族和部落与政治权力维系在一起。但是，随着现代化被认为是家族单位解体的缘起，这种微妙的关系正在遭受着越来越大的威胁。逐渐上升的与外国人联姻率和离婚率则是这种社会结构解体的明显表现。这使得私密的家族事务成为海合会国家层面的战略关注问题，因为海合会国家的统治者只有维系住与同质民族人群的关系才能保持其合法性。通过这种族谱推断，海合会国家就是要利用新冠病毒大流行契机，增强对其国民思维方式的控制，进而扩大社会管控的空间。
此外，为了支持增加对设想中的全民家族直接控制的战略，海合会国家政权一直利用设定好的话语体系，来构建一种能支撑其家族传统地位的直接关联。阿联酋是这种模式最显著的例证：它将谢赫·扎耶德·本·苏丹·阿尔·纳哈扬视为国父，并且将他的第三任妻子谢赫·法蒂玛·宾特·穆巴拉克·阿尔·科特比视为国母。尽管这些称谓为赢得本地人民的支持提供强有力的操作平台，但也证明了全体海合会国家进入了一个保守民族主义的新时代。在新政治运动中，优先级的是一系列聚焦安全和坚定自信的实践。这些实践的目标是确保凝聚人心和领导不出差错。由于新冠病毒的非歧视性传播和由此产生的普遍性威胁，这种领导力已被该流行病所验证。虽然一些威权国家能够允许一定程度的国内批评存在，但是海合会国家统治者却难以接受类似的指责。因此，海合会国家立法影响言论自由被扩大化了，用来惩罚那些通过书面或口头传播“虚假信息”的个人，因为这些关于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与国家发布的信息相矛盾。
随着海合会国家将直面全球威胁的上升，其威权行为还会继续增加，往往其本能反应会继续吸引外界的关注，而它们这种不自觉地增强威权行为也会暴露其内部出现了本质性变化现象。这种如临大敌的战略性举措旨在一如既往地维护本社会独有的血统关系，尽量隔离与日俱增的外来人口威胁。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