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新冠病毒时代的政治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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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Israel: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Coronavirus times
【作者】Ehud Eiran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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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97期
【日期】2020年5月6日
2020年3月，新冠病毒在以色列早期阶段的传播具有两大直接政治影响。首先，公共卫生危机使内塔尼亚胡总理得以打破政治僵局并保住他的位子。其次，政府将新的权力移交给国家安全机构，因为新冠病毒对公共卫生越来越多的挑战被安全化。
这场危机及其被政治精英和部分传媒构陷的方式，为一些潜在的长期社会与政治影响提供了线索。这场危机——至少在此早期阶段——强化了以色列作为一个虽有矛盾但可聚结于犹太锡安主义集体精神之社会的传统认同，即信赖其安全机构，并崇拜即便会对公民自由产生潜在负面影响的技术。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哈雷迪）这两大群体在不同程度上仍游离于这一认同之外。因此，当前的危机将在强化以色列传统自我形象的同时，至少在目前会拒绝更具包容性的模式，无论是在公民形态还是多元文化形态方面。然而长远来看，随着公共卫生危机的消遁，人口学的现实将迫使以色列重启有关国家认同及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的对话。毕竟小学里47.5%的孩童不接受世俗民族主义犹太国家认同，他们是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这两个群体的成员。
新冠病毒袭击了身陷政治僵局中的以色列。该国在11个月内经历了三次（2019年4月、2019年9月和2020年3月）未有决定性结果的大选。内塔尼亚胡总理利用此次危机巩固其领导地位。民调显示，公众普遍认为他妥善应对此次危机。这既可能是聚旗效应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些客观举措表明，以色列做法的某些方面运转良好。2020年3月下旬，主要反对党的党魁、退役将军本尼·甘茨同意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甘茨以当前的紧急状态，以及依据已现雏形的协议他将在此轮任期内稍后取代内塔尼亚胡的可能性（各方仍在谈判且这些条款正在起草）为由，为这一公然违背其竞选承诺的行为进行辩解。这场危机也保护了总理免受法律风险，因为内塔尼亚胡的亲密盟友、司法部长阿米尔·奥哈纳于2020年3月15日推迟了这片国土上的大多数庭审。
以色列安全机构在抗击该流行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采用了对公民自由构成挑战的技术。2020年3月15日，以色列内阁批准法规，允许国家内部安全部门（沙巴克）使用位置数据来分析公民的物理移动，并向感染者附近的任何人在其获诊断前的14天内发送命令其自我隔离的信息。这些法规在第22届议会休会期间通过（紧随2020年3月3日大选而来），尽管议会一个下属委员会早些时候曾竭力减缓该进程。来自最高法院的质询被阻止，条件是第23届议会一旦召开，将迅速采取行动以建立有效的监督。3月31日，新议会确实对沙巴克的监视施加了一些限制。然而引发此番讨论的该下属委员会主席，退役将军阿什凯纳齐即将加入联合政府，有可能充任国防部长。
公众在面对新的监视举措时似乎信赖安全体制：据称在2020年3月24-26日接受民调的以色列人中，有55%的人相信这些数据将只会用于抗击新冠病毒。数日之后，记者罗南·伯格曼与艾都·谢沃特祖克撰文披露，沙巴克近20年来一直在收集所有以色列公民的电话、网络和位置数据，但没有引发公众任何的强烈抗议。进一步的监视也许还在后面。正如文章所云，国防部长纳夫塔利·本内特正在试图部署一个将用于分析大规模数据集并确定个人感染新冠肺炎可能性的系统。该方案与NSO一道开发，这是一家被控在全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监视和侵犯隐私的以色列公司。
以色列外部情报机构摩萨德受命领导相关医疗物资的国家采购工作，并且士兵们授权协助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执行社交距离。军事情报单位开设了一个联合作战室来收集和分析与疾病有关的数据，其中包括与以色列公民有关的数据。军方还取代了对一些酒店的管理，它们被改造成新冠病毒疾病确诊患者自愿收容的中心。军方正在酝酿进一步的介入，包括扩大在人口稠密区的人员部署。
这些受安全驱动的行动强化了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核心方面：一个将自己视为犹太与锡安主义的国家，即使面临个人恩怨和腐败指控，也能够组建一个中间派民族团结政府。事实上，2020年3月24-26日的民调显示，大量以色列人支持民族团结政府。以色列给人的印象也是一个依赖且信赖其安全机构的社会，即使当它限制公民自由诸多方面的时候。
两大群体被排斥在这一认同之外：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他们的政治代表通常在不同程度上不接受反映在国家象征、制度、习俗和文化精神中的当前国家认同。议会中的阿拉伯成员反对该国所夸耀的独有的犹太元素；而极端正统派则反对犹太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视犹太人为一种宗教群体，在弥赛亚末世时代来临之前不应享有政治主权。这两个群体都对国家机器高度怀疑。极端正统派在联合政府中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而阿拉伯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仍几乎缺席。事实上，如前所述，主要反对党中意于2020年3月大选后与内塔尼亚胡一起加入民族团结政府，而非建立一个容纳阿拉伯人非锡安主义政党之获胜联盟的可能性。由于这两大群体的成员不受该草案的约束，进而也非安全体制的一部分，因此这一分歧被进一步强化。某种程度上由于较低的STEM教育水平，这两大群体在高科技产业中的代表性也严重不足，尽管他们努力扩大自身在此方面的参与。
此外，传媒的报道强调，这两个群体都不遵守国家关于社交距离的规定。这些社群的许多成员居住在拥挤的城镇，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更加虔敬，他们因祈祷和其他社群活动而经常聚集。事实上，与社会上的其他群体相比，极端正统派染病的比例更大。因此，国家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举措来加强社交距离，并限制出入主要的极端正统派人口稠密区。4月初，大批士兵被部署在一个极端正统派的大型城镇贝内贝拉克分发食物并协助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在一些极端正统派眼中，这些激进的公共卫生行动，被视为国家与世俗公民社会要素以及传媒诋毁他们的更广泛运动的组成部分。
关于该疾病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中的传播没有可比较的数据，但至少在一些地方，安全部队看起来似乎更为坚决。例如2020年4月1日，气势汹汹的警察在特拉维夫主要的阿拉伯区雅法实施有限的宵禁，这导致与数十名抗议者发生冲突。
这种交叠：意识形态上对国家的反对、在高科技与安全领域缺乏代表性、有限的政治参与，以及据称对抗击疾病规定的逃避，当将其置于传统犹太锡安主义和基本世俗的国家认同模式之侧时，都强化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的“他者性”。
面对卫生危机时，传统认同模式在获取进一步合法性上的胜利，至少在目前有助于阻止过去几年所提出的两个更具包容性的模式。首先是里夫林总统清晰表述的诸多愿景中的那个多元文化愿景。照此方式，以色列不再是那个曾拥有明显的犹太锡安主义与世俗大多数的国家。与此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个由四个群体（“部落”）组成的社会：犹太世俗群体、犹太宗教群体、犹太极端正统派群体（哈雷迪）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群体。因此，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和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应进行变革以反映这一现实。总统职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的，因此就目前而言，这一想法并未产生任何重大的制度影响。对当前模式的第二种替代是一个公民的自由国家，一个“其全体公民所拥有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会偏好任何意识形态或族群，也不会支持这些群体。这一想法目前还未获得太大吸引力，因为它与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这一集体自我认同形成反差。由于某种公民共和主义的观念，即只有（在武装力量中）为国服务的公民才是政治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因此该想法被进一步拒绝。对以色列认同的两种新的概念化皆受即将来临的人口学变化所驱动。如上所述，近50%的小学由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构成。
对新冠病毒的全球应对包括许多国家针对经济、公民自由和教育等领域的变革所采取的迅速行动。以色列采纳了其中的一些变革，但在关乎国家认同的核心问题上，初始阶段对新冠病毒的应对似乎进一步支撑了它现有的认同：一个依赖于具有技术倾向且未雨绸缪安全体制的犹太锡安主义国家；因此，要通过一面提供物理安全，一面阻止对自我意识的本体论挑战的方式来保卫其核心价值。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