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西对伊斯兰教的利用削弱了埃及的宗教软实力
原文信息
【标题】Sisi’s Appropriation of Islam Undermines Egypt’s Religious Soft Power
【作者】Khalil al-Anani
【日期】April 5, 2022
【机构】The Berkley Center for Religion, Peace & World Affairs, Georgetow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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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张佳玲（华东师范大学）
【期数】第168期
【日期】2022年4月11日
2020年1月，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主持召开了“爱资哈尔伊斯兰思想革新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由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主办，埃及视该机构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权威为其最宝贵的全球软实力资源之一。来自全世界近50个国家的宗教学者及伊斯兰委员会和机构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这体现了一种趋势，塞西试图将埃及的伊斯兰机构定位为产生和传播“改革的”或“温和的”（即政治寂静主义的）伊斯兰教的国际中心。
宗教始终是埃及内外政策的关键。自前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以来，埃及不同政权都利用宗教来增强其内部合法性，制衡宗教行为者（主要是伊斯兰主义者），并扩大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外部影响力。在此过程中，行政部门，即总统，不断试图控制宗教机构并左右它们发出的信息。然而，这些尝试影响了宗教机构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作用、使命及形象。在塞西政权下尤其如此，他无情地试图控制宗教机构，特别是爱资哈尔，以服务于他的政治议程，这一做法削弱了埃及的宗教软实力。
埃及的宗教机构
埃及有两个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中备受尊重和赞赏的主要伊斯兰机构：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和伊斯兰教判例局（Dar Al-Iftaa）。这两个机构，特别是前者，在向埃及以外地区传播伊斯兰知识和教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公元969年进入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创立的爱资哈尔是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教育的灯塔。从那时起，它在从卡萨布兰卡到雅加达的穆斯林世界传播伊斯兰知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影响了西方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此外，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到18世纪末抵抗法国殖民企图的整段历史中，爱资哈尔的教长与学者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爱资哈尔从一座清真寺发展成一个拥有庞大学校网络（小学和中学）的大型机构和在埃及境内外拥有多所分校的巨型大学，同时在埃及各地拥有多个捐赠基金，数千名研究学者以及教长采用爱资哈尔的宗教途径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信息，从亚洲到美洲，从欧洲到非洲和澳洲。因此，爱资哈尔的影响力在历史上不断扩大，成为逊尼派穆斯林世界最受尊敬的宗教机构之一。它也成为埃及现代历史上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伊斯兰教判例局是埃及第二个重要的伊斯兰机构。它于1895年正式成立，旨在将发布法特瓦（教法判例）的过程制度化和组织化。正如斯科夫加尔德-彼得森（Jakob Skovgaard-Petersen）指出的那样，“必须从埃及国家意欲控制生活所有方面之野心的语境中看待这种制度化。”
伊斯兰教判例局是一个官方机构，其活动受司法部监督。该机构的负责人被称为大穆夫提，他负责监督法特瓦的发布过程，并确保它们与国家采用的宗教学派或麦兹海布（流派）保持一致。他还负责就民事法庭发布的死刑判决发布不具约束力的法特瓦。此外，大穆夫提负责确定伊历每个月的新月时间并宣布其开始，特别是在斋月期间，需要确定斋戒的起止时间。
控制权和自主权之争
将宗教工具化是中东及其他地区独裁政权的一个主要特征。数十年来，埃及国家一直试图控制关键的宗教机构，特别是爱资哈尔和伊斯兰教判例局。从纳赛尔到塞西的历任埃及总统都将这些机构视为合法化其统治、合理化其政策以及扩展其影响力到埃及以外的关键工具。然而，这些尝试造成了国家和宗教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了后者的作用、形象和使命。
从历史上看，爱资哈尔享有明显的自主权，拥有自己的捐赠基金，能够自己制定预算，并在不受国家过多干预的情况下开展活动。奥斯曼帝国时期设立了爱资哈尔的大伊玛目这一职位，根据条款，大伊玛目理应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从备受尊敬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乌莱玛）中自由选出。这赋予了大伊玛目相当大的独立性，使其不受国家权力的影响。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时任总统纳赛尔颁布了1961年第103号法律，赋予国家对爱资哈尔更多的权力和控制权后，爱资哈尔的自治权明显下降。最终，爱资哈尔失去了大部分的捐赠和财政资源，变得依赖国家，而国家又控制了其宗教和教育活动。最重要的是，该法律用埃及宗教基金部监督下的另一个机构取代了高级学者委员会（Hay’at Kibar al-’Ulama），并赋予总统任命爱资哈尔大伊玛目的权力。
在埃及2011年1月的起义爆发之后，爱资哈尔重新获得了部分自主权和权力。2012年1月，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修改了第103号法律，赋予爱资哈尔更多的自主权和权力，以抵消伊斯兰团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起义后的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修正案恢复了高级学者委员会，并授予它选举爱资哈尔大伊玛目和提名大穆夫提的权力。此外，爱资哈尔的部分自主权在2012年和2014年的宪法中得以保留。2014年宪法第7条规定“爱资哈尔是一个独立的伊斯兰科学机构，对其自身事务拥有专属权限”，并强调爱资哈尔的大伊玛目是“独立的，不能被解雇”。然而，爱资哈尔在财政和行政资源方面仍然依赖国家。
自2013年政变后掌权以来，塞西一直试图控制埃及的宗教机构，尤其是爱资哈尔和伊斯兰教判例局。塞西认为，控制这些机构对于他打击伊斯兰主义者以及提升他作为“宗教改革者”的全球形象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西方。因此，在过去八年间，塞西为确保宗教机构的支持和服从做出了巨大努力。虽然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功笼络和控制了伊斯兰教判例局，但他同样一直努力试图将爱资哈尔也置于其独裁统治之下。因此，塞西与爱资哈尔大伊玛目谢赫·艾哈迈德·塔伊卜（Sheikh Ahmad Al-Tayyeb）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八年中一直很紧张且问题重重。塞西希望使谢赫·塔伊卜与他的政策重点保持一致，并确保这位宗教学者的完全效忠。
至于伊斯兰教判例局，现任穆夫提谢赫·沙乌基·阿拉姆（Sheikh Shawki Allam）是塞西地方和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虽然伊斯兰教判例局的角色是发布法特瓦，为穆斯林提供宗教指导，几乎不参与政治，但在塞西政权下，它变得非常政治化和顺从。正如我在别处所述，阿拉姆将伊斯兰教判例局变成了塞西政权的喉舌，以换取维持其大穆夫提的地位。控制伊斯兰教判例局有助于塞西实现两个关键目标：支持其统治，并使其反政治伊斯兰教的残酷政策合法化。例如，2019年4月24日，伊斯兰教判例局在其Facebook页面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敦促追随者将支持统治者作为一种宗教义务。此外，在过去八年中，该机构发表了许多声明和教令，明确支持塞西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残酷政策。2019年2月21日，伊斯兰教判例局在其Facebook页面（拥有超过1100万关注者）和Twitter账户（拥有超过50万关注者）上发表声明，强调穆斯林兄弟会是“该时代的哈瓦利吉派，是埃及的敌人，他们利用宗教、谎言、虚伪和恐怖主义来摧毁国家”。2021年6月18日，阿拉姆强调，加入兄弟会在宗教上是被禁止的，因为它是一个“恐怖组织”。在另一份声明中，阿拉姆将杀害兄弟会成员的行为合法化。此外，伊斯兰教判例局发表了几份声明，支持塞西在利比亚、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ERD）方面的外交政策。
塞西试图控制宗教机构，尤其是爱资哈尔，削弱了埃及的宗教软实力。这些机构因独立于国家而获得尊重和可信度。
这些机构拥的自由和自主权越多，他们就会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那里获得更高的赞赏和信誉。然而，在过去的八年里，这种信誉在很大程度上被塞西的独裁政策所侵蚀。例如，伊斯兰教判例局失去了其作为埃及法特瓦和宗教意见可靠来源的神圣形象。2020年8月，该机构在其Facebook页面上发布的一项调查中询问公众的法特瓦来源，结果令人惊讶。大约66%的人表示他们从谷歌搜索中获得法特瓦，34%的人表示从伊斯兰教判例局。同样，塞西不断试图控制爱资哈尔可能会损害爱资哈尔的声誉，并使埃及失去其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最有价值的宗教软实力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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