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问题研究简报》第169期---突尼斯青年对两性平等的看法

突尼斯青年对两性平等的看法

原文信息

【标题】Youth perceptions of gender equality in Tunisia

【作者】Bedirhan Erdem Mutlu

【日期】April 7, 2022

【机构】The Arab Reform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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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扎西曲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169期

【日期】2022年4月16日

2011年的突尼斯起义意味着开放了公共空间，使得人们可以就关键和有争议的包括性别平等诸问题展开讨论和行动。本研究基于民调资料和深入访谈，分析了突尼斯青年对性别平等的看法，并探讨了其在公共与私人领域方面男女角色的代际差异。

导言

当阿拉伯起义的火花在突尼斯点燃时，该国的青年被描绘成变革的“引擎”，突尼斯革命则被一些人视为“青年革命”。尽管最近的研究对阿拉伯起义中的“青年革命神话”提出了质疑，但突尼斯似乎仍然是一个例外，那里的青年确实构成了抗议者的主体。另一方面，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至少在西方国家，年轻一代正在带来价值观的变化，从强调安全、秩序和经济福祉的“唯物主义”价值观转向强调自我表达、思想、自由和更人性化社会的“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另有研究表明，尽管各代人都认为唯物主义价值观仍然很重要，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却在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年轻一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推理，就可以期待突尼斯青年不仅会成为政治革命的领跑者，而且会成为文化转型的领导者。

那么，突尼斯青年是价值观变化的先驱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年轻人对性别平等的看法。这是因为性别平等在后革命时代的突尼斯一直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部分研究者强调，性别平等是当代社会后唯物主义价值观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与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相比，突尼斯是在性别平等认知指数（该指数综合了对不同性别平等问题的回答）中赋值最高者之一，其年轻一代对性别平等的支持更为强烈。相关的另一项研究表明，相较约30%的突尼斯年长者反对“男性比女性更能成为更好的政治领袖”的说法，在年轻人群中，这一数字几乎达到了50%。

然而，对性别平等和青年概念的更仔细研究表明，上述百分比和理论需要重新评估且进一步细化。首先，之前的工作强调了平等的不同层面，这种多维度已经被纳入政策制定。例如，欧洲两性平等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将两性平等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并指出，虽然社会在生活的某些领域可以在两性平等方面取得进步，但在其他领域也可能停滞不前或倒退。如果我们从性别平等的多维视角来看突尼斯的情况，就会发现类似的差异。例如，尽管对“男性成为更好的政治领袖”或“大学教育对男孩更重要”之类肯定言论的反对率远远高于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分别为45%和80%，而其他被调查国家的平均拒绝率分别为31%和66%），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如“男性应该有更多的工作权利”和“妻子必须永远服从丈夫”（分别为26%和22%，而其他被调查国家的平均比例分别为25.5%和19%），这些数字要低得多，也更接近平均水平。这种差异表明，虽然突尼斯社会相对接受两性平等的某些方面，但是其他方面则不然。

其次，与青年概念的模糊性有关。这个概念的边界和特征并没有得到普遍定义，不同的组织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青年一词是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口头使用，涵盖了年龄较长的年龄组。这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年轻人往往很难找到工作并获得独立，直至年龄渐大。因此，本研究将年轻人视为18-35岁的人。然而，我们也将年轻人分为两组，即18-24岁的年轻人和25-35岁的年轻人。这样界定不仅允许我们考虑Z世代和Y世代（编者注：Z、Y一般分别指代1995-2009年间及1979-1994年间出生的人群）之间的常规差别，而且还可以区分革命青年（革命发生时17岁及以上）和革命后的青年（革命发生时10-16岁）。

为了呈现更详细的分析，本文使用了一种混合方法，该方法结合了基于2018年10-12月在突尼斯进行的“阿拉伯晴雨表”第五轮调查的定量分析，以及作者与突尼斯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合作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捕捉突尼斯普通公民以及从事青年或性别行动的社会政治行为者的观点。

调查结果

在“阿拉伯晴雨表”调查中，受访者的样本被分为四个年龄组：18-24岁、25-35岁、36-55岁和65岁以上，以了解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两个青年群体之间的差异。为了解人们对性别平等的普遍态度，我们确定了六个问题，询问公民对社会中与性别有关某些陈述的认同程度。答案表明，民众对不同性别平等领域的支持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为了更好地体现年龄组对两性平等不同层面的影响，通过重组与私有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别相关的三个问题，本研究创建了两个指数。首先，以这些指数为因变量进行了两次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清楚地表明，女性总是比男性更支持平等。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每个因变量运行两个OLS模型，将男性和女性分开。针对这四个模型，均使用收入表（范围从1到12）和教育程度表（范围从1到7）作为控制变量。年龄组被视为一个分类变量，中年人（36-55岁）被视为所有模型的基本类别，因为这可以观察中年人和两个青年群体之间以及老年人（56岁以上）之间的代际差异。

结果表明，中年（36-55岁）女性比老一代（56岁以上）更支持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而最年轻的群体（18-24岁）比中年女性更支持平等。另一方面，Y世代（25-35岁）和中年人之间没有数字上的显著的差异，这表明年轻女性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类别，而是分为两个群体。如果我们观察男性，结果是非常不同的。中年、老年和Z世代年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然而，与其他几代人相比，Y世代男性在公共领域对性别平等的支持要少得多。

如果我们看看私人领域，就会发现一些变化。与老一辈相比，虽然中年女性更支持这一领域的平等，但她们与年轻一代之间未见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尽管Z世代女性在公共领域比老一辈更支持性别平等，但在私人领域没有看到类似的变化。至于男性，其结果与公共领域的结果非常相似；Z世代、中年男性和老年男性之间未见显著差异，但Y世代对平等的支持要少得多。在控制变量方面，教育水平对支持两个领域的性别平等都有积极影响，但对公共领域的模式影响程度更大。另一方面，收入的影响则不那么明显。其统计显著性因模型而异，其影响系数非常小，即使对于那些被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模型来说也是很小的。

调查结果指出，年轻人并不一定更支持性别平等。年轻人被分成不同的群体，受访者的性别以及我们所关注的性别平等领域在他们的态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看到的唯一一个年轻人比老一代更支持平等的例子是Z世代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情况。另一方面，Y世代男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不像上一代男性那样支持平等。Z世代男性对平等的态度比Y世代更积极，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中年人更支持平等。

超越统计：来自公民社会的见解

自革命以来，突尼斯社会经历了繁荣和变革，包括女权运动。新女权主义领域的一个关键特征似乎是它的复兴。在笔者的采访中，担任组织决策职位的相对年长的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指出，他们组织中的大多数活动人士都是年轻女性，年龄在25-35岁之间。但女权主义领域的转变与公众态度之间似乎没有明确的联系。复兴是革命后突尼斯社会领域的特征，并不是女权主义激进主义特有的。如果我们考虑到Y世代男性之间平等主义地位的下降及其在Y世代女性中的停滞，年轻女性在女权主义协会中的增加也可以反映出激进主义青年与普通人群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异。

“阿拉伯晴雨表”调查结果也表明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与Z世代和中年男性相比，Y世代男性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支持水平较低。定性访谈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例如，突尼斯全国青年协会（ONTJ）主席马尔万·阿比迪（Marwan Abidi）与笔者分享了他的观点，即虽然年轻男性可以接受女性参与公共生活，但他们仍然不太支持就业和工资方面的平等。女权主义协会“Tounissiet”的一名成员表示，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平等意味着侵犯他们的物质利益时，男性就拒绝平等。这种解释与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所作的假设相呼应，即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只有在物质安全和相对稳定的条件得到满足时才会成立。因此，社会不公正和经济竞争的持续存在可能是突尼斯年轻人对两性平等支持没有增加的一个原因。经济困难的一个指标是普通人口的失业率达到18%，15-24岁人群的失业率达到42%。另一方面，调查结果表明，收入对两性平等态度的影响很小，但突显了安全系数的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经济困境，女性失业率为24.1%，而男性失业率为15.9%。因此，由于经济风险对妇女的打击是不平等的，物质风险不能构成挑战两性平等斗争的基础。然而，我们看到，即使是Y世代的女性，对两性平等的支持也停滞不前，而Z世代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支持只会增加。我们还需要知道，不仅年轻男子，年轻女性更不支持两性平等的原因。可以说，这需要对性别平等的多维度以及突尼斯女权主义领域的历史和组织进行更多研究。

首先，我们观察到突尼斯高度支持女性更多地参与公共社会，这一发现与调查结果和笔者对女权主义活动人士的采访一致。然而，据突尼斯民主妇女协会（ATFD）创始成员之一、贝蒂协会现任主席逊娜·本·阿舒尔（Sana Ben Achour）称，对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认可不应夸大。这是因为，自独立以来，无论是在国家/政治或教育机构中，突尼斯一直允许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以便她们成为国家政治传播的工具。另一位女权主义者兼记者莫妮娅·本·哈马迪（Monia Ben Hamadi）同意这一观点，即性别平等在公共领域更被接受是正常的，因为长达十年的实践更有可能被人民内部化。在这种推理中，突尼斯人支持学校之间的平等，同时反对离婚权利、家庭决定或继承权的平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女权主义领域在私人领域平等方面的分歧可能在这种分歧中起了作用。事实上，从“普遍主义”的女权主义者ATFD到更传统的伊斯兰教团的妇女协会似乎支持更多的女性参与政治。然而，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要严重得多。这种分歧在平等继承问题上尤其明显。虽然像ATFD这样的普遍主义女权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支持平等，但像Tounissiet这样的传统主义协会则更加犹豫不决。后一个协会的一名成员向笔者解释了他们的立场，说他们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项建议，但他们认为，需要考虑到突尼斯社会的实际情况再来讨论这项建议及其影响。另一方面，哈马迪表示，她支持理想的继承平等，但由于主要涉及到继承某些东西的上层社会的女性，她认为这不是突尼斯今天的优先事项。

还应该指出，私人领域内不平等做法的停滞有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阿拉伯国家个人身份法的编纂。此外，继承权平等问题在今天的突尼斯也是相当独特的，因为它最近被高层政治行为者过度政治化。文献表明，它甚至可以被视为突尼斯人之间的选举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分歧曾导致突尼斯不同女权组织联盟的解体。因此，对继承平等的态度也可能源于历史以及这一概念的政治分裂性质。

改善

那么，对于突尼斯青年中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的性别规范，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必要将女权主义者与普通大众区分开来。重要的是，首先要考虑不同的青年亚群体（例如Z世代和Y世代，男性和女性，等等）和性别平等的不同维度（私人和公共），以准确确定哪个特定群体坚持什么规范。我们发现，性别平等在私人领域的接受度远低于在公共领域的接受度。此外，Y世代的男性在总体上比上一代更加不平等。考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不同的主题上，不平等规范的持续存在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由于不平等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存在，我们也可以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对抗它。自独立以来，女性一直在参与公共生活，自2011年革命以来更是如此。国家主导的女权主义未能提供全面的平等，尤其是在私人领域，政治变革似乎也没有导致价值观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突尼斯的女权运动可以从关注政治或公共事务以外的私人领域的社会变革中获益。阿舒尔认为，在不必考虑国家和法律下，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更关注私人领域的社会变革。特别在年轻女性当中，这种行动主义模式的代际变化可能会带来未来更加平等的价值转变。

虽然年轻一代的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平等问题，但年轻男性中似乎存在着保守立场。突尼斯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很可能是实现两性平等的一大障碍，改善整体社会经济条件有助于克服保守立场。与此同时，专门针对年轻男性（尤其是Y世代）的策略在这方面可能更有益。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增加对性别平等、宣传和宣传运动的支持方面，教育比收入更为重要。

最后，需要仔细考虑性别平等要求的框架，以避免造成意见分歧。例如，要求继承权平等的呼声似乎弊大于利，因为它使妇女协会跨越了政治分歧，却没有在推动突尼斯社会普遍接受继承权平等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今后避免这种情况的一种办法是建立一个共同商定的框架，使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基础的妇女协会能够进行交谈和合作。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把重点放在有全面协议的问题上，而不是把辩论推向分裂的目标。

附录

以下六图显示了基于“阿拉伯晴雨表”的不同年龄群体对性别平等认同方面的描述性统计。前三个问题用于创建公共领域索引，后三个问题用于创建私人领域索引。

图1：女性能够成为穆斯林国家的总统或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