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气候、和平与安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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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Climate, Peace and Security: Sudan
【作者】Andrew E. Yaw Tchie,Elisabeth L. Rosvold,Anne Funnemark,Kheira Tarif,Katongo Seyuba,Kyungmee Kim
【日期】May 16, 2022
【机构】The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NU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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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赵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186期
【日期】2022年5月27日
苏丹在经受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极端天气、周期性洪水和干旱以及不断变化的降雨量与其他脆弱性因素(如生态系统退化、不可持续的农业耕作、自然资源匮乏和争夺资源的冲突)相互作用,限制了人们应对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新冠肺炎病毒的经济后果、持续的政治动荡(2021年10月的军事政变使之进一步恶化)以及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都削弱了国家和社会的包容性、生存方式和粮食安全。
● 气温上升、降雨变化、干旱和洪水对农业、生存方式和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连同自然资源治理中因性别引起的差距,加剧了妇女和女孩同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
● 大量流离失所人员加剧了人道主义需求,强化了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为应对不断变化的资源获得而改变的迁徙模式,可能会增加某些地区发生地方冲突的风险。
● 各种冲突动态和数十年的政治干预、地方冲突(与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关)以及持续的政治动荡破坏了传统资源管理制度和国家治理。
● 自然资源管理不善的后遗症加剧了农村社区边缘化程度,也使得耕地退化加速,进而加剧了当地的脆弱性,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人类安全风险增加。
面对气候变化、环境退化、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以及暴力冲突,当地社区已表现出非凡的韧性。然而,特别是考虑到苏丹目前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预计气候变化的规模和速度的增加将会远远超过当地的应变能力。
面临的气候问题:趋势和预测
苏丹大部分土地是干旱或半干旱的。在萨赫勒北部地带,尼罗河流域和其他南部地区有肥沃的农业用地和放牧之所。预计气候变化将导致气温升高和降水量变化。较高的温度和蒸发率、土壤水分减少以及不断变化和降雨量减少将加剧苏丹未来的水危机。
温度 苏丹年平均温度约在26~32°C之间,北部地区夏季温度非常高,经常超过43°C。预计本世纪中叶苏丹年平均气温的最小增幅将为1.5°C,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将增加2.6°C。到2060年,气候模型预测8月份雨季基线升温幅度在1.5~3.1°C之间,1月份旱季基线升温幅度在1.1~2.1°C之间。气温升高可能会增加蒸散量和减少土壤水分,进而干旱程度加剧。
降雨量 苏丹的降雨模式因年份和地理位置而异:北部地区几乎没有降雨,中部地区降雨量适中,在200~700毫米之间,南部一些地区的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降雨量预测各不相同表明了年际变化较大,季节性降雨更不稳定,干旱频率和强度增加。对2050年进行预测的结果显示,降雨量的变化范围从减少9%到增加9%不等。
社会‒生态的脆弱性
2011年南苏丹脱离联邦后,苏丹的GDP增长大幅下降。自此,苏丹政治持续动荡、经济危机、暴力冲突和降雨量减少等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剧了贫困、粮食危机和人员的流离失所。农业是苏丹经济的一个驱动力:80%的人口依赖农业生产,2017年畜牧业收入占GDP的30%。过度放牧、扩大农业机械化和毁林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退化。
苏丹是发展中国家中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年砍伐率约为2.4%),这使得北部地区沙尘暴的密度增加和荒漠化加速。撒哈拉沙漠向南推进会威胁到25%的农业用地,并将导致粮食减产20%。
跨界的尼罗河是苏丹67%人口的主要水源,苏丹尼罗河占15%的国土面积,苏丹半数人口生活在尼罗河沿岸。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人面临的水流量并不稳定。上游的青尼罗河流域特别容易受到温度升高、高蒸发量和年降雨量减少的影响。此外,尼罗河上游诸国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使得水需求量进一步增加,这就加剧了苏丹水资源短缺情况。
粮食不安全影响到苏丹1000多万人口,这一数字可能在2022年翻一番。气温上升造成蒸发量和蒸散量增加、作物用水量增加以及农田生产力降低,破坏了主要作物的生产,进而导致粮食减产。气候条件变化造成的蝗虫泛滥也加剧了土地退化、粮食不安全和社会生态的脆弱性。
与气候有关的和平与安全风险
虽然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有四条路径被用来指向气候、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1)生计恶化;(2)人口迁徙和流动;(3)军事和武装行为体;(4)政治和经济剥削与管理不善。
生计恶化 突发的灾害(如干旱和洪水)和缓慢发生的气候变化(如季节性降雨变化)加剧了脆弱性并给生计带来压力。雨养农业区占苏丹耕地的90%,许多地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土壤退化、极端贫困和冲突的结果对全国各地以自然资源为基本生计的地方产生了负面影响。
更为频繁的洪水和干旱严重冲击农牧业和粮食安全。2020年,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摧毁了家园和农作物,影响了约83万苏丹人。在北达尔富尔州、喀土穆州、青尼罗州、西达尔富尔州和森纳尔州,青尼罗河地区记录了100多年以来最高的洪水,大片农田被水永久淹没。
此外,苏丹还受到沿族裔或社区身份动员的社区暴力的影响。农、牧民社区之间在获得土地和水方面的冲突也受到政治利益、地区冲突、边缘化和排他思想以及农业扩张等因素的影响。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加剧了对取水点、牧场和传统放牧区的争夺,特别是在西达尔富尔,引发了新一轮的族群间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资源争夺导致苏丹南部和西部其他地区的社区暴力。由于对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激烈争夺,极端气温与苏丹北部和南部的冲突风险相互关联。取水点,尤其是手工挖掘的水井或自然洼地成为争夺的热点,可能升级为言语、肢体冲突甚或武装冲突。由于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牧民和农民很可能面临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减产。
冲突和气候变化对男子和妇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原因包括获得教育的机会、获得资源和土地所有权的机会以及流动选择的机会。在达尔富尔,妇女占总劳动力的85%,但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机会有限。在北达尔富尔,自然资源依据男多女少的性别分配原则,这种男女悬殊的分配方式对妇女获得和控制资源产生负面影响,使她们更容易在经济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苏丹各级有关政府及区域和国际伙伴应与本土冲突解决机制、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妇女和青年合作,升级预警系统且包括共享旱作农业季节性预测的气候变化信息。
移民和人员流动 在冲突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流离失所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为了有效应对冲击已经耗尽资源。苏丹境内约有300万流离失所者,这主要由武装冲突造成的。自2004年冲突以来,数百万人长期流离失所。尽管2020年《朱巴和平协议》有规定,旨在促进归还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其中大部分是农田),但除了18年的冲突、流离失所、人口增长和环境退化的现实和法律复杂性之外,实现持久解决办法将面临进一步挑战。
可获得水资源减少、降雨变化、周期性干旱和气温上升已经改变了季节性移牧的习惯做法,频繁地通过季节性迁徙路线或在季节迁徙路线之外迁徙,增加了社区资源紧张的风险。牧民为牲畜寻找其他食物和水源,增加了在庄稼收获前破坏脆弱生态系统和农田的风险。结果,牧民侵占了农田,在阿拉伯牧民和非阿拉伯农民之间产生了社群冲突。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当地民兵集结起来保卫社区以及他们的资源和谋生之道。在科尔多凡地区,米塞里亚牧民在北部雨季放牧区和南部旱季放牧区之间迁徙,但在恩戈克‒丁卡主导的阿卜耶伊地区,往往就需要争夺牛群放牧地和水资源的权利。这加剧了最近米塞里亚和恩戈克‒丁卡牧民之间的紧张局势。
苏丹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冲突、洪水和干旱使城市移民暴增,给有限的社会服务增加了压力,导致可能破坏城市的稳定和安全。这已经促使以牺牲自然牧场为代价的传统雨养农业的扩张,压缩了动物路线和牧场的边界。在一些地区,男性不断向外迁移,增加了女性户主家庭的数量,她们必须经常依靠承租放牧用地和为了收入租种庄稼地。由于这种性别不平等,女性户主家庭面临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更高。
在区域和国际伙伴的支持下,苏丹机构应与地方官员和民间社会组织协调,利用气象和卫星数据,加强信息共享和预警工具,用于季节性天气预报、移民路线和冲突热点,以防止和缓解与赎金有关的冲突,改善用水条件并实施苏丹全国充分的水管理系统。联合国系统可以支持苏丹伙伴加强自然资源治理,预防和解决与气候有关的冲突,包括与人口流动和牧民迁徙有关的冲突。
军事和武装行为体 气候变化和达尔富尔地区暴力冲突的综合影响给该地区的生计系统带来了压力,有时导致生计模式的变化。生计恶化对年轻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奔赴城区寻找旱季工作机会、到金矿和武装部队寻找工作。
跨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边界的法沙加地区在资源和土地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治理受到侵蚀、机构薄弱和政策执行不力使其雪上加霜。2020年,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当地人因争夺有限资源而发生冲突,导致平民伤亡。
历史上,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传统领导人在苏丹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领导人将管理预先商定的牲畜迁徙路线,并在牧民和农民以及当地定居社区之间进行协商。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军政权破坏了这种传统冲突管理制度和地方治理结构。结果是由于包容因素的弱化,当地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在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支持下,苏丹负责解决冲突的机构,包括当地机制和民间社会组织,应探索环境和平建设努力的切入点,并促进妇女和青年积极参与对话与和平进程。可以有效地利用本土知识,为应对当地需要的气候适应规划提供信息。
政治和经济剥削及管理不善 苏丹的冲突一再与不平等的发展模式和剥削性治理导致的经济和政治边缘化联系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政策鼓励海湾国家投资和资源开采。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以及最近的2013年,大规模农业机械化、土地国有化及其出售,有利于喀土穆或苏丹境外投资者,但损害了当地社区利益,人员被迫流离失所,紧张局势加剧。国家农业政策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规模化农业,这种农业与传统农业技术并行不悖,但关键是出口原材料使苏丹农业地区的土地退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苏丹的自然资源由国家安全部队和喀土穆精英控制,加剧了喀土穆周边地区边缘化趋势。与快速支援部队一样,安全部队控制着金矿区。某些采矿做法导致西科尔多凡州水体受到污染,苏丹东部牧场遭到破坏。政府和军事介入的剥削性商业耕作也重新引发了北方木炭业关于木材采伐的冲突,因为这些木炭业从南方地区侵占森林。
苏丹宪法、《朱巴和平协议》和其他重要的苏丹里程碑式协议包含了核心原则,这些原则有助于苏丹采取步骤,指导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需要采取步骤解决与土地保有权有关的问题,以及需要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习惯和法定制度之间的界限,这将对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冲突预防产生影响。
行动建议
¾由联合国苏丹综合过渡援助团授权,承认气候变化对苏丹稳定的不利影响,并强调需要适当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战略。增加一个执行内容,确保联合国苏丹过渡援助团和联合国系统的气候证明以及方案编制,以支持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建设的关系。
¾与相关和合适的政府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区域组织合作,包括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和非盟;联合国系统应扩大其区域和跨境气候相关的风险分析与合作,特别关注与跨境移牧人群相关的冲突。
¾联合国系统应与苏丹相关合作伙伴合作,将当地关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冲突管理实践的知识纳入其中,利用可替代能源,将洪水和干旱风险管理纳入规划,并根据社区需要,实施当地自主的调节规划。
¾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伙伴的协助下,苏丹气象局等苏丹机构应在国家、各州和社区各级层面支持综合气候敏感性应对机制和流离失所者的长久解决方案,应通过性别差异分析和方案编制为此类问题回应提供信息支撑。
¾苏丹有关当局和机构,包括民间社团,应在《2020年朱巴和平协议》框架下,在联合国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利用妇女和青年积极参与环境建设和平与和平进程,升级预警和冲突预防机制,努力探索环境和平建设的切入点。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