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权力：海湾地区新生的统治阶层（II）
原文信息
【标题】Visions, Technocrats, and the Shifting Social Contract in the Gulf Countries
【作者】Sanam Vakil
【日期】May 28, 2022
【机构】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ISPI）
【链接】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blicazione/visions-technocrats-and-shifting-social-contract-gulf-countries-35194
编译信息
【译者】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192期
【日期】2022年6月10日
编者按：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网站编发了五篇系列评论文章，总标题为“Deciphering Power: The Gulf’s Nascent Ruling Classes”，编辑者Eleonora Ardemagni为该所副研究员，也门、海湾君主国等问题研究专家。本简报分期连续编制了五篇独立的译文（含作者信息等），每期均保留了原编辑者的“导语”部分，本期为第二篇译文。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立场。
导语：在海湾的君主制国家，权力仍然具有高度集中化和个人化的特征。然而，决策已不再完全围绕王室家族、宗教机构和传统的官僚机构展开。事实上，向后碳氢化合物时期转型（the post-hydrocarbon transition）的进程表明，除了统治者之外，国家技术官僚、非王室精英、外交官和专家已成为重要存在。换句话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已经在悄悄地从传统的王室精英转向更多样化的统治阶层：他们比王室更广泛，更年轻；女性的存在比以前的海湾官僚机构更高；他们均具有国际和国内相结合的教育背景。随着欧盟委员会与海湾地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海湾地区决策参与者及其趋势进行全面进行分析的时机已经成熟。所谓的“愿景”如何推动权力转型？次权力（sub-power）、集权化和宗教的情况如何？
愿景、技术官僚和海湾国家转变中的社会契约
萨娜姆·瓦基尔（Sanam Vakil）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东北非项目高级研究员
几十年来，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对碳氢化合物收入的依赖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现在它推动了政策改革和雄心勃勃的新愿景或发展计划的产生。多年来，每个海湾国家都制定和更新了经济和社会转型计划，其中包括卡塔尔的“国家2030愿景”、沙特阿拉伯的“2030愿景”、巴林的“2030愿景”、科威特的“2035愿景”、阿曼的“2040愿景”和阿联酋的“2021愿景”。
不同的视野和国内经济条件使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每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改革步伐前进。以迪拜为商业中心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遥遥领先，而卡塔尔和科威特由于人口较少、人均财富增加而采取的措施较少。沙特阿拉伯、巴林和阿曼相对不那么富裕，财政上也受到限制。这导致了更大的压力，并通过包括征收增值税（VAT）在内的紧缩措施来应对挑战。然而，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私有化、本地化政策、提高劳动力技能和建设更有吸引力的监管环境等平行途径来应对多样化挑战方面，每个国家的计划都有相似之处。在所有情况下，如果不对统治当局的政治合法性进行颠覆性改变，这些变化的规模都不能在确定的短时间内得到满足。因此，这些愿景应该被视为灵活的改革路线图，而不是严格的契约。
沙特的2030年愿景：迈向一种新的海湾治理模式
在过去几年和整个新冠大流行期间，能源价格的波动和财政失衡使人们重新强调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多样化项目。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高能源价格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意外之财，但多样化和发展议程——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并没有失去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沙特“2030愿景”与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在到来的治理有关，沙特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长期的全球性的脱碳战略（the long-term global decarbonization strategy）不加以实现，将使沙特容易受到伤害。自2016年推出以来，“2030愿景”因其纯粹的雄心壮志和社会自由化议程受到相当大的关注。这一愿景的三大支柱是创建“繁荣的经济、充满活力的社会和雄心勃勃的国家”。随着该愿景势头的增强，沙特阿拉伯正在通过重新配置其社会契约，逐渐改变其传统的治理方式，摆脱以分配地租为中心的国家模式。这在精英和公共层面的影响都是切实可行的：对教育、就业、国家认同和社会经济期望的调整正在慢慢扩大公众参与的层次，以实现国家有效运作，并建立新的社会契约。这种自上而下的努力及其自下而上的影响如果成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海湾地区的治理模式。
要想使多样化议程取得成功，就需要在私有化和本土化两方面进行平行投资。沙特阿美公司等国有资产的转让，与海水淡化厂和体育俱乐部的出售一样，都是这样的发展项目。将国有工业的管理外包给私营部门，旨在减少依赖和公共部门的就业成本，同时增加收入。
为年轻沙特人创造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对这一进程至关重要。据估计，沙特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这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常见的人口结构。由于长期以来依赖外籍劳工，本地化政策旨在减少失业、减轻政府提供公共部门工作的负担。这一过程需要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提高各部分人口的技能，以满足就业要求。将就业偏好从在政府部门终身工作的预期中转移的进程也已开始。因此，由于已经意识到社会经济变化的必然性，现在沙特人比前几代人更急切地进入私营部门。在沙特阿拉伯，鼓励女性劳动力工作的社会自由化政策和放松男性监护法，以及建立娱乐产业等政策，增加了年轻人对“2030愿景”的支持。作为这一进程主要的长期利益攸关方，大多数年轻人欢迎这些转变，并认为这一改革进程对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生存能力增强都是必要的。
技术官僚：“愿景”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在另一层面，转型过程正在加强新的技术中产阶级的角色和责任，他们直接受益于国家的愿景规划。在新的发展中，他们被政府视为推进愿景的可信的、有能力的战士。从国家劳动力中选取的新一代技术官僚已被安排到管理岗位，他们正在支持和参与新生的社会契约及其发展过程，这使他们在愿景规划的成败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和责任。承诺实现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s）、实行透明的问责制，明确体现了他们的使命感。对变革产生的强烈自豪感也正在创造进步的工作文化和责任感。总之，“2030愿景”一直试图振兴沙特中产阶级和政治建制派之间的联系。
领导者与合法性：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在高层，通过转型过程建立新的社会契约的愿景，最终旨在加强海湾统治家族的合法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愿景与海湾地区新兴的下一代统治者的个人领导有关，从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到阿曼的苏丹海赛姆和卡塔尔的埃米尔塔米姆，都展现了领导人对内部改革的个人承诺。这些愿景传达了领导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信息，旨在加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长期联系。通过让人们参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发展愿景也在创造新的忠诚和国家身份。这种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发现，诸如庆祝国庆日、国家危机引发爱国主义情绪增强——如2017年6月至2021年1月卡塔尔面临的封锁，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民族主义言论。总的来说，这一过程培养了一种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它直接把领导人、愿景和进步联系在一起。
由于正在进行的变革雄心勃勃、规模宏大，因此改革并非没有挑战。抛开超出本文分析范围的经济障碍，发展愿景促进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创业型公民的产生。然而，这些愿景的实施仍然依赖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只有有限的咨询和沟通机制。不透明的决策继续存在，关于政策转变的方向几乎没有公众互动，往往使利益相关者和受益人对变化充满不确定感。由于发展步伐起伏不定，因此需要明确的和可持续的沟通渠道来解释改革的进展和缺陷。最重要的是，社会各级的能力建设——尤其是在技术官僚层面——都是必要的。技术官僚和青年的就业必须与他们的决策赋权密切相关。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