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前沿——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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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Political Front Lines: China’s Pursuit of Influence in Africa
【作者】Nadège Rolland
【日期】June 1, 2022
【机构】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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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赵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197期
【日期】2022年6月17日
过去五年，中国的海外政治影响活动在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的西方民主国家受到的审查越来越多。科研人员的学术创新工作、媒体记者的调查、备受瞩目的案件批露，以及情报机构的公开警告，导致一些政府公开表达对中国提升影响力活动的关注，并采取了更好的保护措施，使其社会和政治进程免受不当干预。这种集体认知的产生也让公众更为明白中方所称的“统战工作”，包括其策略、对象、目标、代理人和所支持的官僚机构。关于中国在发达自由的民主国家进行统战活动的文献越来越多，但与此相比，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放在理解这个复杂而正在扩展的系统工作，即统战工作是否在发展中国家有所部署以及如何在发展中国家部署的问题。本报告特别关注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努力，力图填补这一空白。
正如西方民主国家所观察，政治影响活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常规文化外交到购买政治恩惠以及让批评人士闭嘴”。其他值得注意的活动包括“确保获得战略信息和战略资源”，将民主结构作为服务于中方政策的工具“重新利用”，以及“增加中方政治影响力，介入中国侨民，为接管台湾、搜集情报、鼓励对华投资以及促进技术转让等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统战工作的范围随着中方工作重点的不同而变化，但其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框架保持不变。简言之，中国寻求形成战术联盟，以营造有利于推进党和政府目标的环境，同时要么使那些可能妨碍之人边缘化，要么使之中立。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统战就是要在党的周围画出尽可能大的同心圆。因此，中方“希望扩大统战工作范围，以最大限度利用一切中国人才，无论是国内人才，还是华人华侨，甚至来自任何其他可能愿意提供帮助中国的人才。”明智地利用海外华人社区、拉拢外国人以及影响更多受众的看法，对于扩大中国的支持圈层同样重要。对此，马雷克·奥尔伯格（Mareike Ohlberg）在本报告开篇文章中解释说，在全球和地区层面部署统战组织，采取服务于中方战略目标策略，在整个非洲使用了同样的基本框架。作者对活跃在非洲的统战组织进行的详细描述，为了解它们的特点、对象、战术和目标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影响非洲国家的努力始于当地华人社区。据估计，居住在非洲国家的华人数量从1996年的13.6万增加到2012年的110万。目前华侨主要集中在南非（约30万）、安哥拉（约26万）和尼日利亚（大约18万人），其次是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加纳和坦桑尼亚（每个国家约3‒5万人）。无论是从来源地（包括广东、浙江、福建、江苏、澳门和台湾），还是定居日期、逗留周期以及他们的职业（20世纪以前的矿工、铁路工人和奴工；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工人、医务人员、教师和农业技术人员；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企和私企员工），现在生活在非洲的华人社区非常多样化。这种复杂性与中国试图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单一华人身份相冲突，也同它代表所有海外华人群体的努力相悖。
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在非华人华侨对于在当地投射中国的正面形象非常重要。他们在所在国家充当“代言人”、认知“塑造者”、“友谊使者”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宣传者”。他们还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促进中非关系的建设性发展。他们有益于政商联系，了解当地政经环境，同时“熟悉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政策偏好以及外交风格”。因此，他们“对当地政府部门的忠告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所在国家对华行为和政策”。
中国统战系统熟谙这些优势，积极利用部分海外华人作为中国母体组织与非洲当地部门或个人之间的沟通渠道和联系人。2015年7月，来自21个非洲国家的30个统战协会的41名负责人，参加了由国务院侨办（注：2018年并入统战部）和华侨大学联合举办的为期一周的培训研讨会。与会人员学习了如何为中非交流贡献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成为中非友谊的“使者”。
除了生活在非洲国家的华人外，中国统战系统还针对当地政治精英。为了在精英圈中形成影响力，中国部分依靠历史遗产，部分依靠经济杠杆和系统规划相结合，在东道国内部针对特定利益相关者进行战略选择。在中联部领导下深化党际关系的做法，即是实现预期结果的例证。这些计划是如何构建和如何部署的呢？让-皮埃尔·卡贝斯坦（Jean-Pierre Cabestan）在其文章中指出，不断增多的访问、调研考察、研讨会和政治培训项目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可以接触当地政治精英的便利机制，并影响甚至‘捕获’他们”。中国通过这些活动形成的网络可谓举世无双。虽然党际关系还没有使中国征服非洲国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但它们确实帮助了中国“平息了在非洲的任何公开批评”。
保罗·楠图勒亚（Paul Nantulya）的文章考察了中国针对地方官僚机构中另一特定群体的类似活动：非洲警察和执法部门。中国公安部正在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项目。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项目有助于中国保护其安全利益，并将自己定位为非洲国家首选的安全合作伙伴。楠图勒亚指出，中国对非洲公共安全参与者的培养已经成功地“通过采用共同规范和共同做法的宣传，来培养共同安全语言”。中国在非洲法律合作机制的持久性对其执法活动至关重要，为深化规范趋同并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奠定了基础。
在培养政治精英时，中国统战系统力图影响非洲决策者们的决策，使其朝着有利于北京利益和偏好的方向发展。北京希望获得具体成果，包括在国际机构的投票支持或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协议；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努力不仅限于当地政治人物，还针对非洲知识精英，并通过他们扩大公众舆论；通过增加与非洲教育机构、研究中心和媒体的接触，中国宣传和统战系统既能传播国家正面形象，又能反击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行为（中国的公关官员经常这样说）。
塑造非洲对中国的认知不仅是获得信任和提高道德声望的关键，也是将中国模式作为非洲“灵感”来源的关键。但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尤其是西方媒体对法语和英语信息的传播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些中国专家建议，加强中国在非洲主流媒体中的存在，因为读者“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属于“有能力引导舆论”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他们还建议，应在社交媒体上扩大影响力，以专门塑造非洲青年对中国的看法。伊曼纽尔·道格贝维（Emmanuel Dogbevi）阐述了这些方法是如何以精心策划和多管齐下的方式具体运用到加纳媒体上的。中国主要国家行为体直接向加纳传播信息、与当地现有媒体组织合作、在中国赞助媒体工作人员培训项目，以及提供奖学金到中国大学学习新闻学。道格伯维在其文章收集并展示了加纳记者们的证据，说明这些计划对加纳受众认知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认知随之反映在对加纳受众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之中。
在最后一篇文章中，亚当·乔治（Adam George）在考察中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影响的驱动因素时，确定了本报告其他文稿中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中国对双方国家政治和社会精英控制的巩固，创造了“推进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影响力。为了追求其偏好的政策结果，党和政府采取了广泛策略，形成政治影响力并增加正向认知。经济激励和对双方执政党领袖人士的积极培养，加之当地对西方强调的民主价值观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更易融入“中国模式”治理元素的地方格局。乔治认为，中国可能会利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作为样板，在非洲和“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追求影响力。
本报告是对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复杂现象进行的初步研究。中国在非洲和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战活动有很大的一致性。但这五篇文章也指出，不管是在手段上，还是在目标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在发达国家，大部分统战工作旨在获得特别是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需求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在非洲，中国的统战工作与其说是获取战略知识转移，不如说是输出北京的治理模式。从长远来看，中国孜孜以求的影响力、培训计划、拉拢精英和信息控制的累积效应，不仅会转化为非洲官方对北京政策的支持，还能够以反映中国政权原则和偏好的方式，逐步改变非洲的政治格局。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