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协议》与变动中的中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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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The Abraham Accords And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Middle East
【作者】Dennis Ross
【日期】June 21, 2022
【机构】The Hoover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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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203期
【日期】2022年6月28日
我经常被问及《亚伯拉罕协议》是如何改变中东的？这是一个公平且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东地区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使得《亚伯拉罕协议》成为可能？这种变化是否会告诉我们地区局势的走向？
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许多人批评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的奥斯陆进程，但正是奥斯陆进程开始改变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如果代表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巴解组织能够同以色列打交道，他们会更容易接受这样做。的确，马德里（和会以来的中东）进程在1992年即奥斯陆协议签订前一年就启动了多边工作小组，许多阿拉伯国家参加了同以色列的会晤，双方在地区层面对从军备控制到环境和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工作当然有所裨益，但奥斯陆协议推动了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之间就双边而非多边合作开展悄无声息的探索性讨论。作为美国在奥斯陆进程和阿拉伯—以色列进程中的首席谈判代表，我在20世纪90年代为以色列官员和海湾国家官员安排了多次秘密会谈。大多数双边会谈涉及安全合作，并建立在摩萨德长期以来建立的情报联系的基础上，但这些私下讨论的范围较此前明显扩大。
安全是这些会谈的基础。安全是一个基本要素，当海湾阿拉伯国家发现来自伊朗的威胁更加紧迫，安全问题便变得更加突出。2007年，康多莉扎·赖斯发现了这种趋势，决定发起一项雄心勃勃的倡议来解决巴以冲突。赖斯的目的是向海合会国家领导人提出这项倡议，充分期待他们接受和支持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令她惊讶的是，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曼六国领导人对她的倡议几乎没有兴趣，而是明确表示——用她的话来说——他们有三大优先事项：“伊朗，伊朗，还是伊朗”。以色列也有同样的优先事项，对战略威胁感知强烈的趋同性现实促成了更深层次的安全合作。
奥巴马上台后不久，我也有过一段经历，那段经历生动地展示了以色列和某个海湾国家之间的利益趋同。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我在美国国务院负责帮助制定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时任阿联酋驻美国大使优素福·欧泰巴（Yousef al-Otaiba）问我能否与他会面，就我们处理伊朗问题的方针进行非正式会谈。为使会谈变得非正式，欧泰巴要求我们既不在国务院见面，也不在他的大使馆见面，而是在他所住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套房见面。我同意了，当我赴会敲门时，欧泰巴大使向我打招呼，站在他旁边的正是萨莱·梅里多（Salai Meridor）。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阿联酋大使站在一起，使得这场会谈本身就传达出某种信号。两人对伊朗的看法是一致的，尽管两人对此只字未提，美国政府需要明白以色列和阿联酋正在共同努力，我们应该认识到威胁的性质，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爆发，我更愿意称之为“阿拉伯觉醒”，它进一步改变了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与以色列合作关系利害关系的看法和考量。虽然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的倒台都在三国内部引发了动荡，但阿拉伯民众的“觉醒”象征着他们不再恐惧。对缺乏基本商品和服务以及有效治理的不满，促使民众走上街头，对抗不同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同样，主要是在海湾地区，人们认识到政府必须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应对方法来满足民众的经济需求。例如，在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斥巨资发放三个月的奖金，为沙特公众建造更多住房。这是一种短期应对方法，但我也开始听到海湾地区不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表示，他们至少需要在经济上做出更多努力。民主或许不在讨论之列，但在面对新挑战时，培养提供更多经济产品的能力已变得必要。信息革命强调发展基于数字的经济，具备使用大数据和创新能力。数字驱动的经济意味着网络安全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需求。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并对水和粮食安全造成压力。此后，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卫生安全也成为了一项必需品。
在所有这些领域，以色列都可以提供尖端技术。在水和粮食安全方面，以色列在滴灌、废水利用和回收（处理和再利用90%的废水）、雨水回收、从空气中提取湿气（每台机器可生产1500升饮用水）、开发抗旱作物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样，在网络安全和防御方面，以色列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像“飞马座”（Pegasus）这类技术不仅被用于向恐怖组织和犯罪团伙渗透，而且还不幸地被一些国家用于国内控制目的。
考虑到以色列可以提供的（技术和产品），阿联酋、巴林等国（对以关系）开始从谨慎转向公开合作。实际上，阿联酋曾于2015年邀请以色列在阿布扎比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办公室建立外交机构。此后，以色列各类商业和体育代表团开始访问阿联酋。2019年，以色列受邀在迪拜2020年世博会上建立自己的展馆——这一计划因新冠疫情被迫推迟，但在2020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外交突破之前，以色列就已收到建立展馆的提议。在此期间，巴林和摩洛哥也显著扩大了对以色列代表团的邀请范围。虽然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合作很大程度上仍在桌面下进行，但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亚伯拉罕协议》签订前，已有500家以色列企业在海湾国家开展业务。
最根本的一点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正日益认为与以色列开展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种合作可能仅始于安全领域。美国的阿拉伯伙伴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从中东撤军，而美国本质上并不那么可靠，因此安全合作变得愈加重要。正如一位阿拉伯国家官员告诉我的那样，“与美国不同，以色列哪儿也去不了”。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实际上不会空谈，而是付诸行动”。
但是，如同安全问题巩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中的经济利益也在增加。这些安全和经济利益不是短暂的，同样影响了阿联酋人、巴林人和沙特人看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这些国家对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巴勒斯坦领导层的失望已司空见惯。在我访问沙特和阿联酋期间，两国官员和知名人士都表示，他们不愿为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而否认最符合本国利益的事情。2020年8月，曾长期担任沙特驻美大使的班达尔·本·苏尔坦（Bandar bin Sultan）连续三晚出现在阿拉比亚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中，讲述巴勒斯坦领导人错过的所有历史性解决（巴以）冲突的机会。班达尔说，沙特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是正确的，但掩盖巴勒斯坦领导人犯下的所有错误是不正确的。他强调，巴勒斯坦领导人已经证明他们没有能力解决冲突，考虑到沙特阿拉伯在该地区面临的非常现实的挑战和威胁，沙特阿拉伯再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利益了。
这是否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引起阿拉伯公众的共鸣？最简洁的答案是：不。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一个关于基本正义的问题。此外，70多年来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不会简单消失，尤其是约旦和埃及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仍对以色列怀有敌意。海湾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态度则不同，他们（较约旦人和埃及人）更远离冲突。民调显示，与埃及和约旦近10%左右的民众支持本国与以色列合作不同，海湾国家约40%的民众支持与以色列开展合作，即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没有实现和平。随着经济合作的成果日益显现，这一数字还会上升。
当然，哈马斯会尽其所能在这个引起所有穆斯林共鸣的地区挑起暴力和以色列的反应。哈马斯和伊朗明白，当以色列安全部队进入位于“尊贵禁地”（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时，会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深深愤怒。今年4月斋月期间，以色列警方进入阿克萨清真寺，阻止里面的人继续投掷石块和发射燃烧弹时，以警方入侵清真寺和侵犯圣地的画面引起了穆斯林情感上的强烈反弹。哈马斯及其支持者煽动的挑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注意，但（以方）针对哈马斯挑衅的回应却引发了关注。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都向以色列转达了各自立场，要求以色列停止所有此类行动，避免改变“尊贵禁地”现状。也就是说，对以色列行动的抱怨和批评终究是有限的、难以持久的。
但毫无疑问，哈马斯和伊朗将试图利用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国家的弱点。如果不出意外，它们可能会认为这将使《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国——以及像沙特阿拉伯这样在公开（和私下）采取更多行动的国家——处于守势。出于自身原因，以色列有兴趣试图缓和与巴勒斯坦人的紧张关系和日常现实。取得政治进展是可取的，但考虑到巴勒斯坦的内部分歧和以色列的政治环境，寻求政治解决的前景现在看来似乎还很遥远。在这种情况下，对阿拉伯国家来说，答案必须是表明《亚伯拉罕协议》正在发挥作用，且对所有正在（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来说建立和平的好处必须非常明显。阿联酋已经在吹嘘今年该国与以色列的双边贸易额将达到20亿美元，明年将增至50亿美元，未来十年还将实现大幅增长。
可以肯定的是，更重要的不仅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而且是该地区存在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渐变层次，但今天中东地区的一条道路是，一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或私下与以色列合作；它们不仅要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还寻求建立富有韧性的现代经济。显然，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更多取得成功的手段，但它们也在积极努力改变本国的教育和社会现实的性质。另一条是伊朗奉行的道路。伊朗领导人鼓吹“抵抗轴心”，但现实中这却是“苦难的轴心”。只要看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的情况，就可知道，在伊朗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国家要么失败，要么瘫痪。伊朗提供的只是持续的冲突，因为它需要冲突来证明其民兵组织的正当性，（但反过来也）证明了不存在希望或可能性。伊朗的意识形态证明掌握权力的正当性，但很难证明其他方面也具有正当性。难怪在伊朗，只有当权者才拥护这种意识形态。
当然，与伊朗“轴心”竞争的一种方法是既要能削弱其威胁，又能凸显其强加给各地民众的代价。伊朗模式鲜有人接受，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将持续扩大，并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中东带来希望。如果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伸出援手，也准备要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某些措施，使巴勒斯坦人也可以从《亚伯拉罕协议》扩大化中获益。例如，如果沙特准备在特拉维夫开设一个商业贸易办事处，这将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措施。沙特可以要求以色列停止在隔离墙以东地区新建定居点，这意味着以色列将在约旦河西岸8%的领土上，而不是92%的领土上建立定居点。或者，巴勒斯坦人明白他们不会阻止（其他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他们可以要求那些与以色列接触的阿拉伯国家帮助满足巴勒斯坦的实际需求。在这方面，巴勒斯坦人对水的需求非常迫切，他们可以要求沙特在约旦河西岸投资水利基础设施——这需要沙特与以色列开展直接合作才能实现，并可能产生“三赢”的结果。
关键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接触实际上可能有助于打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僵局，或者至少有助于缓和冲突并改变冲突局势。换句话说，无论是出于解决与伊朗竞争的需要，还是出于改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关系的前景，《亚伯拉罕协议》及其扩大化代表了一条通往充满希望的中东的道路。尽一切可能推动协议的发展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既可以加深中东国家之间的合作，又可以扩大当前参与协议的国家的利益。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