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色列选举：变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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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The 2022 Israeli Elections: Change, But No Change
【作者】Erwin van Veen，Folkert Woudstra
【日期】October, 2022
【机构】克林根达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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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以色列研究项目组负责人，研究员）
【期数】第217期
【日期】2022年10月30日
2022年11月1日，以色列将进行1948年以来的第25次投票选举新议会。在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间，以色列进行了20次投票，平均每届议会（克奈塞特）为3.5年。但在2019年至2022年，以色列进行了4次投票，平均每届议会仅为9个月。本简报探究了导致以色列政治动荡的一些原因，并评估该动荡是否与欧洲所关注的两个问题有关：以色列作为“民主”盟友的地位和占领巴勒斯坦。尽管他们对待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做法令人诟病，但是我们预计2022年11月的以色列选举不会降低该国在欧洲各国的盟友地位。我们也不认为以色列选举会缓和该国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吞并政策。与此相反，我们的分析表明，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将维持多数的犹太人统治，并预料到它将由一种更加毫无歉意和压迫性的民族国家主义（ethno-nationalism）来推动。这将导致以色列进一步走上排他性治理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道路，从长远来看这会适得其反。它还将进一步损害包括荷兰在内的欧盟在人权与问责领域的道德信誉。
导言
最近以色列政治动荡的直接原因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作为政治领袖的地位日益分化，这是因为他的两极分化风格、对他的腐败指控以及他对政治生涯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由于与本尼·甘茨（中右翼政党蓝白党的领导人）的临时合作，内塔尼亚胡在过去4年中2019年的第一届议会才得以多维持了些时日。接下来的两次议会选举（一次也在2019年及一次在2020年）均未能产生政府。2021年的议会选举见证了内塔尼亚胡被左–右翼联盟赶下台，联合的原因仅仅是不喜欢内塔尼亚胡。该联盟产生了当前的拉皮德/贝内特政府。它陷入关于延长以色列民法适用于西岸定居者的法案（而非巴勒斯坦人在西岸C区面对的军事法）的人为分歧之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反对派通常坚决支持这一安排，他们在战术上与来自梅雷茨和阿拉伯联合名单的意识形态对手联手，来触发新的选举。
所有这些选举的背后是什么？
在仔细审视后会发现，过去几年选举动荡的背后有一些深层次因素在起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小党派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长期趋势，尽管门槛已提升至3.25%。这一事态发展最近以来得到加强，原因是各党派在一次又一次选举中所获席位数量的较大波动。这都与以色列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工党的长期衰落有关。今天，政党的创立、合并与消失相当普遍。这些因素使政党关系不稳定，造成高换届率，并导致议会分裂。例如，在2019-2021年的每一次选举中，有8-13个政党设法在设有120席的议会中获得席位，通常仅有2个或3个政党赢得10-36个席位，其余政党则更少。当几个较小的政党需要整合起来组成一个拥有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政府时，稳定的统治就更难实现。这样的政党往往具有过大的影响力。其结果是，政府更注重自身的连续性，政策调整和创新的空间更小。即便是些许的政策偏差也变得更加难以达成一致。
影响以色列国内政治动荡的第二个因素是，自2010年前后以来选举的逐步转变，即各政党及其领导人都支持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国家主义右翼形式（其左翼变体类似于国家主义但更自由与世俗），这是诸如奥斯陆和平协议事实上的废除、与哈马斯间反复发生的暴力冲突、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公共生活中消失以及定居者选民增长等发展而来的结果。通过这种转变，我们注意到犹太人统治的国家应覆盖地中海与约旦河之间大部分土地（在范围与实现上存在变化）这一观点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像本–格维尔（Ben-Gvir）这样的宗教国家主义极端分子可参加2022年11月的选举而又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他的言论建立在卡亨（Kahane）的“犹太至上”思想之上，这与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对少数民族与人权的当代理解背道而驰。对锡安主义国家主义更为左翼与自由主义的变体的支持，在诸如工党和梅雷茨党等政党中存在，但在蓝白党和“拥有未来”党（Yesh Atid）等中间派政党中已基本消失。政治话语也已转向右翼，该趋势在许多欧洲国家也可以观察到。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以色列中右翼在新的地理和身份边界应位于何处的问题上高度公开的争论，政治动荡就是其后果。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多右翼和民族国家主义的政策。
此外，一些指标表明，以色列选民中的右翼在投票上比左翼和中间派更加一致。例如，利库德集团在2015-2022年保持着30-36个议席，并通过包括像“新右翼”党这样的右翼政党在内的八党联盟推翻了内塔尼亚胡。沙斯党和联合妥拉犹太主义党等较小的右翼宗教政党也表现稳定。与此相反，更为左倾和中倾的以色列阿拉伯选民（约占选民总数的20%），由于混合了意识形态的异议、边缘化和失望，投票率较低。除了被以色列犹太右翼基本无视之外，这也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最后，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8%的反对党选民（目前主要是右翼）打算投票给同一政党，而联盟选民的比例为44%。换言之，上述右倾趋势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巩固。
以色列国家和社会身份的演变
4年内的5次选举表明，与不断转变的选民模式和支离破碎的政党格局相比，更大的社会动力正在发挥作用。他们指出，社会团体与投票给政党候选人助其当选的势力之间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竞争。根据此前的分析，过去几次选举也表明以色列正在重新定义其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身份。关键在于该国希望如何应对其多民族与多宗教的构成。这超越了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的差异，尽管他们在等式中占了一大部分，并且包括了关于宗教、社会地位和出身的许多犹太内部分歧。
过去十年来的政治话语、政府行为和社会变迁表明，管控这种差异的主导原则将是一种更加明显且更少歉意的民族–宗教国家主义，它有利于犹太公民，并渴望以色列人国家的进一步扩张。以色列的政治精英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寻求改善他们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但将继续视巴勒斯坦人为对其自身建国进程的附带损害。以色列民主之未来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分别由1948年和1967年的战争所导致的人口增长，过去几年的选举动荡表明了这一点。这两次战争都将大批巴勒斯坦人置于新的以色列人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他们跟随了不同的轨迹。
1948年的民主问题
1948年以色列成立，许多巴勒斯坦人逃离了这里。今天，这些巴勒斯坦人是约旦人口的一部分，是全球的散居者，也是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照顾的约500万居住在以色列邻国的难民。然而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仍然留在以色列，大部分在加利利。直到1967年之后，这一群体才逐渐获得更大的权利，他们最终成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今天，他们约占以色列人口的20%。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以色列犹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主要是由右翼以色列犹太政党制造的准封锁圈（quasi-cordon sanitaire）和他们自身的分裂所致。尽管他们的祖先遭受暴行，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在很大程度上自我定义为有选举权的以色列人，要求来自国家的更多支持，以提升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安全。总的来说，这个群体为平等融入以色列政体设定了一个较低的门槛。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发生
有限包容的主要证据是以色列议会于2018年7月通过了民族国家法案。该法将以色列定义为一个以希伯来语为唯一国语的犹太国家，鼓励在西岸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并承认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家园。卡梅尔（Karmiel）市最近的一项判决明确提及民族国家法案，拒绝国家资助以色列阿拉伯儿童上学交通，其理由是：如果拥有这种身份的居民没有这么多，这种方式将是可取的。类似但不那么突出的证据包括2011年的“纳卡巴法”（Nakba law），禁止为纪念以色列建国期间的战争罪行和巴勒斯坦人损失的那些组织提供公共资助，以及教育部最近禁止特拉维夫市在学校课程中重新介绍绿线。
也有更为积极的消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拉姆党（Ra’am）党参加了2021年的拉皮德/贝内特联盟，帮助投票通过了一项以色列阿拉伯人社区社经济发展的新五年计划，价值约为93亿美元。这是继2015年基于相同目的拨款38亿美元的计划而来。虽然这些基金的执行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改革进展缓慢，但它们确实显示了对以色列阿拉伯人问题的一些认识，尽管它们没有解决政治和社会边缘化的根源问题。
1967年的民主问题
以色列对加沙、西岸、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征服，对许多犹太人而言是战功与救赎。然而，1967年的“六日战争”也确立了以色列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几十年来，他们只享有《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赋予其的纸面权利。1993-1995年，以色列的安全与行政监督权通过《奥斯陆协议》部分外包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但是这些协议在2000年戴维营峰会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也是2000年）、2001年阿里尔·沙龙（利库德集团）击败埃胡德·巴拉克（工党）以及2006年哈马斯在加沙掌权之后都未能维持下去。从那以后，以色列对西岸C区的军事和行政统治已转变为对整个西岸事实上的军事控制。这种情况通常被界定为以色列民主之外，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数十年来的非法占领以及在实施《奥斯陆协议》所设想的“两国方案”上缺乏进展。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尽管受以色列统治，但不能（像以色列公民那样）参加以色列选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是如此。
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右翼的民族国家主义和扩张性愿景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因为该方案设想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全部地区，基于“两国方案”变体的领土分割与其民族主义成分背道而驰。巴勒斯坦人融入以色列政体与其民族–宗教成分背道而驰，因为以色列政体中犹太人占首要地位。在这一框架下，唯一的解决办法改变犹太人的占领和镇压。
以色列国领土的持续增长提供了主要证据，即这一解决办法确实得到了落实。西岸定居点在几乎每一届以色列政府的统治下都有所扩大，而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在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当政的那些年里，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以色列对戈兰高地和东耶路撒冷的主权要求也实现了。此外，长期以来，定居者在以色列安全和情报部队的全力支持下，肆无忌惮地对巴勒斯坦邻国实施暴力，尽管依据国际法这些定居者的存在是非法的。贝内特/拉皮德政府没有扭转或解决这些问题。与其宣称的对现状的承诺相反，贝内特/拉皮德政府重拾扩建E1定居点、阿塔洛特（Atarot）定居点和Lower Aqueduct定居点的旧计划。建造这些定居点将使东耶路撒冷与西岸完全分离，并消除耶路撒冷作为以巴共有首都存在的可能性。
回到2022年11月的选举
悲观主义者可能会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多数犹太人的民主国家，它的层级权利建立在身份、严重剥夺公民权和歧视的基础之上。其他如“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认为以色列已犯下基于联合国《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国际公约》（1976年）和其他国际法来源，以色列已经犯下了种族隔离罪。不管怎样，自1948年以来不可避免主导着以色列政治的民族国家主义框架，正被剥夺其有限的自由权与人权残余，并开启了一种更为丑陋的歧视和扩张转向。
截止目前，包括荷兰在内的大多数以色列的欧洲伙伴，藉由坚持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观念和对“两国方案”的念咒来选择无视这一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忽视了利库德党与欧洲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联系，这些政党都是基于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如弗拉芒利益党（比利时）、青民盟（Fidesz，匈牙利）、德国选择党、北方联盟（意大利）、自由党（PVV，荷兰）等政党，尽管有数百万欧洲公民宣称有伊斯兰教信仰。
欧洲国家政府更关心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关注其国内的民主和公民权，或其国外的人权和国际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发现自己与最近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是一样的。这种政策优先次序远非独一无二，并且还影响着欧洲与沙特和埃及等国的关系。
这些国家与以色列的不同之处在于，欧盟所宣称的实现“两国方案”、尊重国际法和维护人权的目标，与欧盟缺乏具体行动来实现其宣称的政策目标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这损害了它们的信誉。2022年10月3日，欧盟–以色列协会理事会的恢复消除了这方面任何挥之不去的疑虑。政策与实践间的这种差异，削弱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全球人权和问责议程上的可信度。
2022年11月的以色列选举可能会继续并加深这些趋势：欧洲的不诚实、以色列的民主倒退和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乌克兰战争围绕自决原则展开之际，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