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6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中国对巴勒斯坦政策：一以贯之的支持和顺应时势的调整（上）》，全文如下：
中国对巴勒斯坦政策：一以贯之的支持和顺应时势的调整（上）
当地时间4月1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接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进行表决。由于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该决议草案被一票否决。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中东和平稳定与国际公平正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近年来，在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情况下，中国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两国方案”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18日的表决后作解释性发言时表示，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由于美国的否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和巴勒斯坦问题，多次就促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中方倡议主张，强调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赢得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广泛赞誉。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为缓解和结束加沙冲突，避免加沙出现严重人道主义灾难进行不懈努力，并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为缓解冲突、停火止战进行积极的外交斡旋。
本文拟对中国对巴以问题政策的历史作简要梳理，以全面认识中国对巴以问题的公正立场和政策。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是从反帝反殖和加强亚非团结出发，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拒绝与以色列发展任何关系。在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中东战争中，中国均明确站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对埃及等阿以冲突前线国家提供物质和道义支持。
中国开始初步接触巴勒斯坦问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中国开始初步接触巴勒斯坦问题。中国官方最早了解、接触巴勒斯坦问题始于1955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会晤了当时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如埃及总统纳赛尔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舒凯里等，仔细听取纳赛尔介绍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分歧的由来，以及阿拉伯国家在阿以争端上的立场，使中国对中东地区形势和巴勒斯坦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支持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呼吁解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支持北非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这是新中国外交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首次发声。中国代表团对《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予以积极支持，公报宣布“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权利，并要求实施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各项决议和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全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
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中国仍继续大力支持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予以了大力支持。1964年3月，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创始人的亚西尔·阿拉法特首次访问中国，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进行了会谈。随后，中方同意法塔赫在北京设立一个半官方的常设代表机构以继续保持双方之间的联络。
1965年3月16-27日，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率巴勒斯坦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先后会见了代表团。3月23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巴解组织发表联合声明，中方同意巴解组织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国方面表示将尽一切努力从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支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返回家园的斗争。从此，中国成为最早承认巴解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之一，并且是唯一把巴勒斯坦办事处负责人看作大使的大国。多年以后，巴勒斯坦驻中国大使迪亚布·鲁赫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全面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给予它在北京的办事处相当于外国使馆的外交礼遇。”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了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五”战争），中国政府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以对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揭露苏联纵容美以侵略，庄严宣告中国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斗争。同日，周恩来分别向埃及总统纳赛尔、叙利亚国家元首阿塔西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坚决站在阿拉伯一边，永远做阿拉伯人民忠实可靠的朋友；周恩来致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舒凯里主席，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的正义斗争。
由于巴解组织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舒凯里主席被迫辞职，法塔赫的作用迅速上升。1968年6月5日，在“六·五”战争一周年纪念日新华社发表的文章中，中国对法塔赫表示公开支持。1968年7月，中国派出时任驻埃及大使、资深外交家黄华率领高级代表团出席了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4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中国是受到称赞的惟一的非阿拉伯国家”。
1970年3月21-28日，一年前就任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阿拉法特率团访问中国，双方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塔里克·伊斯梅尔在《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一书中转引法塔赫领导人阿布·伊亚德的话说：1970年3月阿拉法特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告诉巴勒斯坦代表团，中国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理解巴解组织与苏联的联系。周恩来指出：“你们代表着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你们应该尝试从你们能够得到帮助的任何地方获得帮助”。
中国大力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70年9月，约旦发生了镇压和驱逐巴勒斯坦游击队的“黑九月事件”，在此巴解组织生死存亡时刻，中国对镇压事件进行了谴责，并在道义上和物资上对巴人民进行了支援。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第26届联大大会上指出：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在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一定能够收复阿拉伯国家的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中国政府认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有义务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斗争；任何人也无权背着他们，拿他们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利益进行政治交易。
1972年，约旦国王侯赛因提出在约旦河两岸建立“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遭到巴解组织强烈谴责，中国坚持支持巴解组织的立场。
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支持阿拉伯国家，而且在经济上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最大可能的援助。自1964年巴解组织成立，中国就向巴勒斯坦伸出了援助之手。除了资金支持外，中国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安保工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中国的真诚帮助得到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广泛认可。1970年4月5日，阿拉法特在对埃及《金字塔报》谈话中指出：“中国跟我们在一起是没有边界、没有尽头的。”
在1970年遭约旦驱逐后，巴解组织转赴黎巴嫩南部继续从事反以斗争。在黎巴嫩内战期间，中国仍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的斗争，但没有介入这一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内部冲突，没有公开支持和反对任何一方。中方呼吁各方加强团结，从阿拉伯事业的大局出发，求同存异，共同对敌。
1975年4月30日，黎巴嫩内战爆发，巴解组织站在黎巴嫩穆斯林一方参战。1976年叙利亚也卷入这场内战，先是支持穆斯林后又改为支持基督教派一方。1976年6月后，黎巴嫩基督教政府军、叙利亚军队、闪电、人阵（总部）等组织与巴解组织同室操戈。由于中国与黎巴嫩和叙利亚都是友好国家，中国不宜也不想选择一方而使自己与另一方的友好关系受到破坏，因此中国没有卷入黎巴嫩内战。实践表明，中国当时这种不介入的低调立场是正确的，可能当时会引起一些误解，但事态平息后有关方面都对中国的做法表示满意。
在黎巴嫩内战期间，中国与巴解组织之间的往来并没有因此中断。1975年6月，中国驻黎巴嫩大使徐明在贝鲁特会见了阿拉法特的政治顾问哈尼·哈桑，同他讨论了中东和国际局势，并向其保证中国继续支持巴人民的革命斗争；7月，地位仅次于阿拉法特的巴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率法塔赫高级代表团访华，阿拉伯媒体认为此次访问使中巴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1976年4月，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率团访华，会见了李先念副总理和乔冠华外长。据报道，巴方在这次访问中要求中国增加财政和军事援助。
20世纪70年代末，埃及和以色列和解，中方表示理解埃及的处境。1977年11月19-21日，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双方于1978年9月达成戴维营协议，又于1979年3月26日签订《埃以和约》，埃及单独与以色列和解。由于该和约对巴勒斯坦自治和政治前途等问题没有明确阐述，故为多数阿拉伯国家所反对。和约签署第二天，阿拉伯联盟即在巴格达举行会议，通过对埃及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决议。巴格达会议后，除苏丹、阿曼和索马里外的所有阿盟国家全部与埃及断交。埃及的阿盟成员资格和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直到1989年才恢复。
对于埃以和解，中国没有对埃及的单独行动进行公开谴责。一方面，中国尊重埃及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收复失地的方式和途径的权利，同时考虑到了阿以冲突给埃及带来的严重损失和负担；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在各种公开场合重申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政策，支持他们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的斗争，多次呼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完成阿拉伯人民收复失地的民族大业。但是，巴解组织当中一些人对中国的政策不理解，双方关系一度处于低潮。此后，中国继续保持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中巴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友好的。
在中东地区，另外一个与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外交政策直接相关的问题是中以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导致了中以外交关系的建立被推迟了四十多年。
早在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外长摩西·萨尔特就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表示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并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成为第7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随后，中以两国外交官在莫斯科会晤接触。然而，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就朝鲜战争通过称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时，以色列投了赞成票；5月18日，以色列又在联合国赞成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决议草案，公开站到美国一边。此后以色列多次谋求与中国建交，万隆会议后以色列更急于与中国建交。对此，周恩来总理表示：“同以色列缓建交，但可保持贸易关系。”
1955年5月21日，中国外交部电示驻缅甸使馆：“我虽原则准备同以色列建交，但目前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展关系，时机上应稍缓。”1956年以色列参加了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中国对阿以冲突的态度和对以色列的看法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认为以色列已成为帝国主义用来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奴役的工具。不久，以色列又公开响应艾森豪威尔主义，中以关系更趋冷淡，中国决定暂不同以色列建交，直到1992年双方才正式建交。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合法权利、重返家园的斗争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反侵略反占领的斗争。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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