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1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和新华通讯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东形势的巨变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北京、甘肃、浙江、云南和上海等地的资深外交官、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教授、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高秋福研究员、外交部前副部长杨福昌大使和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陈晓东先生代表主办方和参会方分别致辞。杨福昌大使认为，首先，中东变革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来观察，如同1951年埃及革命后的形势一样；其次，中东变革导致地区格局发生变化，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地区影响力上升；最后，对国际格局也会产生影响，美欧等国插手太厉害，这会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弹，进一步激化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陈晓东司长从中东形势现状、大国与中东及中国的中东政策等方面展开论述，这次中东变革具有自发性、草根性、多样性、外部势力介入、涉及面广等特点，利比亚战局呈胶着状态，卡扎菲政府军在走下坡路，目前面临武器和资金两大困难，叙利亚形势目前可控，奥巴马告诉叙利亚“要么改革，要么为改革让路”，英国等国企图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制裁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俄罗斯坚决反对，埃及国内有三股势力：军人执政委员会、穆斯林兄弟会和变革民主派，军方承诺9月份进行议会选举，这是总统大选之前的一次政治较量，也门萨利赫下台存在变数，主要取决于挺萨与倒萨的力量对比。海湾国家政治影响力上升，海合会宣布扩大，约旦和摩洛哥加入，以应对地缘政治的变动，海湾国家与伊朗的矛盾上升，认为伊朗对海湾国家构成了切实的威胁。美国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讲话，提出推进中东民主自由、制定针对性的国别政策，扶植埃及作为样板，巴以以1967年线为基础，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的领导权和控制力，但政策的可操作性值得怀疑。法国“卡扎菲不下台，萨科奇就下台”，使得法国在利比亚态度坚决，俄罗斯调门逐渐升高，也有国内明年大选因素的考量。中国也要维护中国在中东变局中的海外利益：人员利益、财产利益、经济安全、工程项目等，制定针对性的国别政策，确保中国与变革后的中东各国维持良好关系。
本次会议的研讨环节共分为3个单元：
第一单元：中东形势变化与大国中东政策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大使主持了第一单元的讨论，共有8位专家和学者发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姚匡乙大使发言的题目是《中东形势变化与中国的中东外交》，他指出，今年年初以来的中东局势巨变对地区乃至世界政治形势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中东地区的动荡原因纷繁复杂，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是政治体制的僵化所造成的。2）中东地区的动荡与地缘政治有关，特别是西方的插手使形势更加复杂，该地区的政治生态和格局发生重要的变化，阿拉伯世界饱尝失落感，西方将土耳其模式视作中东的样板。3）中东动荡情况十分复杂，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应该冷静观察、谨慎应对，要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对地区形势、各国政情的深入研究，并建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盛世良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中东巨变对俄罗斯的影响》，他认为俄罗斯关注中东局势，同情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支持国际制裁，反对西方军事干涉，主张走政治解决的道路。俄罗斯采取反对西方过度使用武力并否认卡扎菲政权合法性的态度主要基于4点考虑：1）世界格局和俄罗斯的国际处境发生根本变化。俄罗斯的三个战略防护层（苏联加盟共和国、社会主义大家庭、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已丧失殆尽。2）俄罗斯实力萎缩，无力与美欧争夺阿拉伯世界。3）俄罗斯外交原则和对外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欧美是其外交的重点。4）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在立场上存在差异，普京更多表现为实用主义外交，认为中东适当保持乱局对俄有利，而梅德韦杰夫则重价值观，看重人道主义干预。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唐继赞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从中东巨变看美国的“双重标准”》，他认为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已出现首尾不顾的局面，这主要从4个方面展开：1）美国实用主义的外交原则，巴林问题便是例证。巴林是美国遏制伊朗的前哨阵地，因此美国默认了沙特与阿联酋出兵巴林镇压反对派的行为。2）美国与英法利用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对卡扎菲政权进行打击体现了其“人权至上”的标准。3）美国对于也门局势则表现出双重标准的徘徊，对也门总统有批评但没有硬话，主要出于也门反恐局势的考虑。4）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不断权衡利弊，这主要因为叙利亚连接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等国的独特地缘地位，如本·古里安所言：“无埃及不战，无叙利亚不和”。总之，对于美国而言，追求普世价值与现实利益的契合点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吴磊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东形势变化对国际能源市场和我能源安全的影响》，他认为中东形势巨变影响了国际能源通道的畅通，发言包括4个方面：1）中东局势对我国原油进口的影响。中东是国际能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我国对于中东原油的需求量较大，如2008年沙特对华原油出口超过对欧出口，2009年超过对美出口。2）影响中国的油气投资。中国在苏丹、伊拉克和伊朗等国有着大量的油气方面的投资，这涉及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方面。3）中国要积极促进中东北非形势的稳定。4）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的关系。地缘政治具有周期性与长期性的特点，市场也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地缘政治的周期性变化与市场的相应变化并非巧合关系。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可能长期影响国际油价，中东石油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存在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2个方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阿拉伯—非洲—西方三边关系趋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他认为国际关系出现两件大事，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民主化趋势，其次是非西方世界全球复兴的趋势。阿拉伯世界整体上因处于边缘化地位而显得焦虑不安，而中国在国际社会里正在走向一个关键性的位置。就阿拉伯、非洲与西方的三边关系，他分别予以展开：1）西方与非洲的关系。西方长期将非洲视为黑暗的、边缘的以及“失去的30年”，这为中国进入非洲提供了机遇。近年来，西方炮舰政策重返非洲，非洲的主体性问题突出。中国在中非关系中的主导性非常明显。2）阿拉伯与西方的关系。地缘政治、石油与伊斯兰教三者间是一种苦涩的并生关系，相互伤害与制约，被困在同一个战车上。西方利用中东的威权政治来反恐，却又支持中东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中东动荡局势反映了西方与阿拉伯世界共同的失败。3）非西方世界的整体发展为阿拉伯世界跳出西方的绝对控制提供了一个平台。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潘光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大动荡：性质、发展前景和美国、西方的干预》，他认为中东形势巨变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如阿塞拜疆当局对于中东巨变的戒备心态。对于中东动荡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1）突尼斯和埃及，市民革命类型；2）利比亚，部落之争与精英内斗类型；3）巴林，教派冲突类型；4）也门和阿尔及利亚，“基地”组织插手类型。要认真关注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发展，如穆斯林兄弟会在美国、以色列都有分支，1953年在约旦成立的伊斯兰解放党已进入中国新疆，发展人数约2万人，在乌兹别克达到50万人。摩洛哥国王顾问认为，中东动荡可能还会持续1-2年，其结果会是中东特色的伊斯兰民主，包括3个基本选项：1）议会民主与自由选举；2）以伊斯兰为核心价值；3）军队作为权力变动的依托。西方国家面对中东局势不断调整政策，美国主要以武力打击宿敌，以金钱推进民主，如美国某位重要人物形象地指出：“导弹比电话还方便”。中国要严密观察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以色列向中国提出了合作监督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要求。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建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从国际秩序演变看中东局势的动荡及其影响》，他认为中东动荡是该地区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单极时刻结束，印度、土耳其等中等国家的出现对美国提出了考验。美国过度使用单边主义方式以及新兴大国的崛起直接导致美国战略的变化。面对全球化的发展，阿拉伯国家主要是排斥的态度，阿盟影响力不断下降，阿拉伯世界缺乏核心国家，其区域体系的发展与处境可想而知。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主任吴冰冰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变局与中国外交》，他重点指出外交中的价值观建设问题，核心是政治改革与市场经济，中国要确立自己的价值观。他着重陈述了以下方面：1）中国也需要有不同于美国的价值观表现，但不要与美国冲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推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并非是空洞的。2）中国要加强外交手段的建设，如美国在对埃及外交中坚守对埃及军队的信心。3）运用全方位外交，尤其是战略性非暴力理论的构建。4）综合外交。5）中国、西方、中东三边关系的思考。6）防止美国的战略欺骗。中美对于“地区稳定”存在着概念内涵的差异。
第二单元：中东形势变化的根源、特点及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主持了第二单元的讨论，共有7位专家和学者发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安惠侯大使的发言题目是《中东政治和社会动荡刍议》，他就中东的局势变化提出几点思考：1）高度集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好处。2）高度集权难以解决内部的矛盾冲突。3）高度集权难以应对外来侵略与干涉，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世界却无所作为。4）西方民主自由思潮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阿拉伯世界的双重冲击。5）教派、民族与部落矛盾对阿拉伯国家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的转嫁措施就是国际局势动荡的火星，西方的积极干预使得中东局势复杂。中东动荡不同于颜色革命，具有不确定性。突尼斯和埃及的变化具有革命性，但不能涵盖所有阿拉伯国家。动荡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这取决于：1）美国因素的干扰；2）中东内部矛盾的干扰：伊斯兰温和派与极端派、民主派等。
中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的发言题目是《从利比亚到科特迪瓦：强者的干预和弱者的尴尬》，他认为强者的干预和弱者的尴尬也可以理解为强者的霸道和弱者的无奈。强权政治主导了国际政治，但难以解决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复杂事务。中国的中东外交面临着许多无奈，西方的霸权在变成现实，尤其是西方概念的统治地位。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顾正龙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基地”组织与中东巨变》，他质疑后本•拉登时代的到来，认为反恐形势并没有大的变化，基地组织留下的意识形态并未有根本的变化。西方继续的干涉和打击只会引发伊斯兰圣战者以恐怖活动来回应。在阿拉伯世界动荡高潮的时候本•拉登***，是否会导致“基地”组织的边缘化。本•拉登之死只具有象征意义而非军事意义，中东局势仍有待观察。本•拉登的行为对中东到底有怎样的推动。“东突”也许会对“基地”组织感到失望并转向西方，本•拉登之死对中国有利有弊。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伟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当前中东局势动荡的根源及影响》，他主要提出了若干要点：1）美国的政策调整基本成形，尤其是在穆巴拉克下台以后。美国大力推行双重标准，趁机拔除眼中钉：利比亚、伊朗、叙利亚，甚至中国。2）阿拉伯国家的民众倾向于将事情闹大，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矛盾，而当局越来越倾向于镇压。3）阿拉伯世界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4）政治改革将成为全球趋势，必须更关注民意。5）如果诉求没有正常渠道表达，那么街头抗议就会成为常态。6）阿拉伯世界可能会进一步分裂。7）阿以之间的冷和平可能被打破，阿以冲突可能加剧。8）阿拉伯世界反西方的浪潮可能加剧。9）不能排除激进势力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权。10）联合国的权威受到损害。11）拉登死后，巴基斯坦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12）新加坡李光耀和吴作栋的辞职不能说与中东毫无关系，中东动荡呈外溢局面，下一个地区可能是中亚，而中亚动荡对中国的影响大于中东动荡对中国的影响。13）中东核不扩散的任务更加艰巨，伊朗和朝鲜的弃核更加不可能。14）二战后国际关系准则和规范受到破坏，小国只能用非对称性手段对抗大国，世界进入以暴制暴、以暴抗暴的时代。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余建华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当前中东变局的缘由背景和国际影响》，他认为中东的变局还不能完全定性，在相当程度上，要用第三次变革浪潮的视角来观察。第一次浪潮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浪潮，第二次是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解决内外挑战的浪潮，如引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第三次浪潮主要是为解决前两次浪潮中出现的问题，并希望能有所突破。中东变局的“三民”因素是：民族（部族）、民权、民生。中东的三种趋势是：1）从军队控制政权向宪政民主过渡；2）延续君主制，如巴林，或共和制强人统治下的有限改革，如叙利亚；3）巨变，出现政权易手或两个以上政权并存的局面（利比亚）。中东变局与中亚2009年吉尔吉斯事变存在一定关系。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多重悖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阿拉伯政局巨变的根源剖析》，他指出阿拉伯国家的巨变主要由3个原因造成：1）政权阶级基础的转向导致当权者逐渐脱离民众。2）发展模式弊端使阿拉伯国家日趋陷入全球化陷阱。3）亲西方外交恶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内外生存环境。他进一步从反面来思考中东动荡的根源不是什么：1）是否归结为集权政体所导致？突尼斯的民主排名高于意大利，事实上，有民主的国家也会发生动荡。2）经济没有搞好所致？事实上，突尼斯的经济发展处于非洲第一，其幸福指数排名世界第29位，埃及是2008年全球最佳改革国家。3）网络煽动所致？网络只是技术原因而已。
经济日报高级记者黄建纲先生的发言题目是《沙特国家安全隐忧及政府应对措施》，他从自身实地考察的经验得出自己对于沙特政治的隐忧。2009年沙特内政部逮捕了70多人，其中60%具有硕士学位，还包括几名知识精英，并查获了武器，这震惊了沙特王室。实际上这反映了沙特民生问题，穷人基数越来越大，青年离开大家庭低于人民币1万元/月难以生存，对王室越来越不满，大量失业青年出现；社会精英感觉在沙特没有出路，庞大的王室垄断了各种资源；谢赫家族开始进入政治领域。沙特王室开始了对技术精英的拉拢，并收编宗教警察，加强了对清真寺及其网络的控制，安保措施也得到加强。
第三单元：中东形势变化的社会与文化透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汪波教授主持了第三单元的讨论，共有7位专家和学者参与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副主任薛庆国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阿拉伯巨变的文化审视》，他认为阿拉伯的巨变在阿拉伯思想家那里早就有所预言。综合这些阿拉伯思想家的观点，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与思想存在以下弊端：1）具有膜拜权威、压制个性的专制主义倾向。2）神本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盛行。3）对作为“他者”的西方缺乏理性认识。4）缺乏客观、理性的历史观。5）宗派主义思想根深蒂固。6）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痼疾难以消除。阿拉伯的变革具有积极意义，看待阿拉伯世界的民生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
西北民族大学丁俊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文化视角中的中东阿拉伯变局》，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中东局势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1）当代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主流民意和发展大势是求变革、谋发展，严重的社会不公与政治生态的失衡事实上已成为社会变革与文化重建的助推器。当代伊斯兰文明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文明的重建。2）中东阿拉伯国家变革的实质是当代文明的重建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这包括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宗教宽容与文化创新等。此次巨变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并将影响到当代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3）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学。中东研究要从长计议，目前我国中东学仍未形成体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郭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媒体对美欧国家的倾向性态度分析》，他首先阐释了研究的缘由，即中东媒体如何看待欧美国家干涉问题。他选择了44篇中东媒体新闻报道，通过翔实的数据进行倾向性态度分析发现：《金字塔报》大部分以中性报道为主，70%以上的新闻偏负面；《中东报》的报道偏正面。中东媒体欧美新闻事件中81%的涉及非冲突性新闻，涉及欧美人物、元首、政府工作人员、持不同政见者等，主要与政治有关。他的最终结论是：1）中东媒体对欧美的新闻报道整体上中性偏正面。2）稿源上偏通讯社，对欧美的依赖度非常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院长严庭国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阿拉伯国家社会变革趋势之探讨》，他认为源于突尼斯的中东局势变化是全球少见的草根革命。近30年来，权威主义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阿拉伯社会始终遭遇挫败感。中东形势巨变不会改变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非是一场社会革命。阿拉伯民主势力会壮大和发展，宗教势力也有所上升。必须与穆斯林兄弟会建立联系，发展正常的政党关系。西方势力在中东进一步削弱，这与其奉行的双重标准有关，如美国对穆巴拉克的抛弃。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马丽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巨变中的宗教、部落文化因素与我国外交之对策》，她主要从3个方面来进行论述：1）教派矛盾影响地缘政治，这具体表现为：1.伊斯兰“人权宣言”中的民主思想；2.伊斯兰的公平公正原则；3.“代治者”应“信道”与“行善”；4.“劝善诫恶”是信士的权责之一；5.创制传统与伊斯兰文明的自我更新机制；6.舒拉传统与阿拉伯—伊斯兰民主制度的建立；7.教派矛盾的影响。2）部落冲突引发内战，即：1.强烈的对抗性；2.神圣的荣誉感；3.独特的部落政治。3）中阿交流与合作日趋复杂，人文外交作用凸现。面对不确定因素，要将清真寺作为宗教沟通的平台，再从宗教共同平台拓展至部落，并将两者作为夯实人文外交的基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刘中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重建》，他指出政治合法性涉及权力与义务，国家政权及其统治者的正当性来自于两种合法性：客观合法性，从权力来源来看，包括传统来源与制度来源；主观合法性，来自于民众认同。以上分别对应三种合法性：领袖魅力型、传统习惯以及现代合法性（制度建设）。土耳其模式打造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卡扎菲和阿萨德打造的是领袖魅力型国家，海湾君主国是传统国家的代表。中东出现了合法性的危机，主要表现为：1）权力来源与继承的合法性危机；2）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3）社会心理的合法性危机。要认真思考以下问题：1）如何处理威权与民主的关系，在有限的威权与有限的民主之间找到平衡，土耳其与马来西亚是例子；2）伊斯兰因素难以退出，而且会越来越突出，如何在宗教与政治之间找到平衡。3）伊斯兰世界如何认识西方，处理与西方的关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钱学文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当前的阿拉伯形势与政治民主化前景探析》，他认为中东形势巨变不是民主运动，阿拉伯世界在二战以来经历了很多的社会变革，总体而言具有迟缓性、滞后性和威权统治。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军人在内阁逐渐减少，文官逐步增多的过程；90年代以来，议会和政党制得到发展，有限的多党制和定期的公开选举逐步成型，如纳赛尔倚重军人，而穆巴拉克时期，军人在内阁的比例降至10%，埃及也向多党制在迈进；沙特内阁也扩大了非王室成员的比例，等等。
会议总结部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马丽蓉教授主持了会议总结。外交部前副部长杨福昌大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顾正龙研究员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刘中民教授分别致辞。杨福昌大使尤为指出外交人员有从实践层面了解局势的优势，要用辩证法来看待中东变局，阿拉伯的事情被政治家和国内反对力量所左右。刘中民教授代表朱威烈教授向与会嘉宾表达了感谢与期待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