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4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巴勒斯坦悲剧的大国根源①：英国反复无常与美苏奇怪的一致》，全文如下：
巴勒斯坦悲剧的大国根源①：英国反复无常与美苏奇怪的一致
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至今，目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究其根源，在于自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来长期累积的复杂矛盾。正是由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美国片面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做法，导致2023年10月7日爆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
此次巴以冲突在爆发方式、伤亡规模、危机程度等方面均打破以往模式，使国际社会在如何促使巴以双方停火止战、重启和平进程方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并对巴以双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而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矛盾最为复杂、最难以解决的世纪难题，其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巴以双方及各自内部矛盾的产物，还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部干涉密切相关。
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大国政治对巴勒斯坦问题形成、发展及其长期化、复杂化的影响，进而揭示巴勒斯坦悲剧背后的大国政治根源。在本文中影响巴勒斯坦问题的“大国政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某一世界大国对巴勒斯坦及其相关问题的政策和行为；二是指两个或多个大国围绕巴勒斯坦及其相关问题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交易、合作等关系。具体而言，本文中的大国政治主要是指近现代时期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以及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
制造巴勒斯坦问题（1915-1918）
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缘起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一战期间得到英国支持，并在一战后不断向巴勒斯坦加快犹太人移民，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其核心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个民族围绕巴勒斯坦领土争夺和分配并各自建立民族国家而发生的冲突。
19世纪初英国开始对中东进行争夺，并把中东视为“大英帝国的支柱”，而巴勒斯坦所在的“新月地带”则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觊觎和争夺巴勒斯坦的过程中，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既要与其他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强国明争暗斗，又要争取阿拉伯民族反抗奥斯曼帝国，还要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扶植成自己向中东进行渗透的代理人，因此对巴勒斯坦做出了三种矛盾的安排，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及复杂化。
首先，英国通过“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1915年7月~1916年3月），承诺战后在埃及以东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具体区域存在争议），以换取侯赛因领导阿拉伯人举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对抗在一战中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其次，为了对“新月地带”进行瓜分，英、法于1916年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叙利亚和黎巴嫩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一战中“最具争议的文件之一”，因为“它违反了英国对（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部分承诺”。一战后，根据1920年《圣雷莫协定》，英国对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其依据正是对阿拉伯人背信弃义的《赛克斯-皮科协定》。
最后，英国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宣言指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伤害。”据此，英国支持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向巴勒斯坦移民，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产生。《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转变，它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复杂化和长期化的一个重要事件”。
英国从许诺阿拉伯人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转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中既有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也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合作与斗争的因素。
从国内看，一战后期英国国内罢工浪潮和反战运动高涨，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英国统治集团不择手段地获取犹太人的经济支持，并通过支持英国国内的“犹太复国运动”组织，争取英国和世界犹太资本家财政上的大力支持。
从国际看，争取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参加对德国的作战，避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投入德国的怀抱，是英国转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原因。一战末期，美国是犹太人势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总统威尔逊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同情和支持立场。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征求过威尔逊的意见，威尔逊明确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此外，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寻求德国的支持，而德国则企图利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打入英、法的势力范围，进而建立“桥头堡”，切断英国的石油来源和“不列颠帝国的交通线”，这也促使英国为对抗德国而加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
由此可见，缓和国内矛盾、维护英国的帝国利益，以及联合美国、对抗德国等大国政治因素都构成了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原因，并使巴勒斯坦成为被交易的对象。
《贝尔福宣言》激起了阿拉伯民族的愤怒，他们强烈谴责《贝尔福宣言》是“一个不讲道义、居心险诈的英国阴谋”，目的在于阻碍或者破坏阿拉伯民族的复兴。1938年10月，埃及人乔冶·安东尼斯在英国出版著名的历史著作《阿拉伯人的觉醒》，他在书中披露和分析了麦克马洪承诺、《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前后矛盾与互不一致，揭穿了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口是心非、故意欺骗和背叛阿拉伯人的阴谋做法。
总之，在一战期间，英、法对“新月地带”的秘密瓜分，英国对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新月地带”做出三种矛盾安排，不仅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问题，而且留下了许多影响至今的矛盾。这一系列阴谋安排和肮脏交易直接导致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领土归属问题上的矛盾。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当时英国许诺在“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变成现实，并把巴勒斯坦包括其中，巴勒斯坦问题就有可能不复存在；即使巴勒斯坦问题产生，已建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就会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代表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利益，进而避免巴勒斯坦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操纵巴以分治（1918-1948）
伴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巴勒斯坦殖民统治的失败和阿犹冲突的产生、发展和加剧，二战后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权在霸权衰落的英国和新兴世界霸主美国之间易手，美国开始大力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而随后美、苏又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出台了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
（一）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失败
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期间，从“扶犹排阿”到“扶阿限犹”政策的转变，并非出于对阿拉伯人的同情和支持，其重要原因仍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和二战爆发前夕对抗德国的需要，希望通过“扶阿限犹”赢得阿拉伯人好感而避免其倒向“轴心国”。这一转变导致阿犹冲突不断加剧，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也陷入严重危机。巴勒斯坦问题日趋严重完全是英国委任统治失败的结果，其发展演变也深受大国政治的影响。
1920年，英国对巴勒斯坦正式实行委任统治。在20世纪20~30年代，欧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英国支持下掀起了数次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的浪潮，并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准军事组织。伴随犹太人口不断增加，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不断发生，其中1921年、1926年和1929年先后爆发3次阿犹冲突，直至爆发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1937年英国成立皮尔委员会，计划把巴勒斯坦分割为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归英国委任统治，这一计划遭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同反对。
1939年英国发表白皮书，宣布未来五年内犹太人移民将限制在每年1.5万人，并在十年内使巴勒斯坦独立。白皮书同时指出，“国王陛下的政府现在明确宣布，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他们政策的一部分。”英国的政策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犹太武装组织不断对巴勒斯坦人和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起恐怖袭击，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逐步失控。到二战结束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已难以为继。1947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认为英国已经失去对巴勒斯坦局势的控制，英国被迫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
（二）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与阿以冲突的长期化
新兴大国美国为排挤英国在中东的势力，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过分举动进行压制，引起犹太人的不满，这为美国排斥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它在犹太人中的特殊地位，企图在阿拉伯人的心脏地区建立一个完全亲美的犹太国家，作为它向中东扩张和排挤英国势力的工具，因此美国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计划”。
1945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英国送交请*书，要求允许10万犹太人迁移至巴勒斯坦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遭到英国断然拒绝，而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予以支持。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美国支持“在巴勒斯坦适当地区”建立犹太国，而英国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企图继续保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
在英国看来，美国支持的巴以分治必将遭到苏联的反对，为此，英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47年2月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在英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大会成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后一致建议终止英国的委任统治并给予巴勒斯坦独立。委员会内少数派的报告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联邦国家，多数派的报告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美国总统杜鲁门完全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为此发起了广泛的游说活动。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坚决反对态度，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服务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并且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抗英反犹斗争，这取决于苏联反帝、反殖的一贯政策。1947年5月15日，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辩论中，苏联最初赞赏阿拉伯国家提出的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和宣布巴勒斯坦独立的主张，但在遭到美国的反对后迅速转向支持分治方案。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葛罗米柯同意“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葛罗米柯的发言表明苏联与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不谋而合，同时也表明苏联出于通过支持以色列向中东地区渗透而排挤英国等战略目的放弃了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
此外，苏联的政策变化也与苏联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原则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了当时苏联国家实力有限的制约；对犹太人在二战中所受遭遇的同情也是促使苏联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因素。“苏联这一偏向犹太人的政策为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铺平了道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大国站在阿拉伯人的一边。”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以分治方案，即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占人口总数不到1/3的犹太人获得处于沿海平原地区的57%巴勒斯坦土地，计1.4万多平方公里；占人口2/3以上的阿拉伯人获得大多处于贫瘠沙漠地区的43%土地，计1.1万多平方公里。
美国和苏联操纵联合国通过实质上严重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直接导致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和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建立犹太国家的绝对支持是巴以分治方案得以通过的根本原因。苏联的支持则为巴以分治方案扫清了障碍，虽然苏联亲以色列的政策持续时间不长，但它成为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前提。
总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和交易，二战后美、英新老霸权国家的矛盾，美、苏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共同支持巴以分治方案，即各种形式的大国矛盾、斗争、交易都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也埋下了巴勒斯坦悲剧的大国政治根源。
从一战结束到1947年联合国通过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其中既有老牌帝国英国与新兴世界霸权美国之间的矛盾，也有苏联与英国之间围绕中东势力范围长期争夺的因素，而美、苏作为冷战两大阵营的领导国家在巴以分治和以色列建国问题上奇怪地达成一致，最终造成因联合国分治方案不合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陷入长期冲突的局面。
（本文根据发表于《西亚非洲》2024年第3期的《20世纪大国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一文的部分内容改写）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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