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东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社会观察》（2012年第05期）发表文章《国际思潮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型》，全文如下：
国际思潮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型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深化和蔓延，不仅深刻改变了转型时期的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思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来说，围绕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反思和争论构成了国际思潮变化的核心内容，同时围绕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也发生了尖锐的思想交锋。
在此背景下，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总体处境依旧艰难，而与金融危机伴生的社会危机的深化则导致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全面反弹。伴随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吸引力的下降，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模式与发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已成为当今国际思潮变化的重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遭遇全面危机
新自由主义有着众多的流派，并体现为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领域的多种思潮，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伴随整个西方陷入全面的危机，当前关于资本主义的大讨论突出表现为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
批判“旧资本主义”，构想“新资本主义”。西方思想界首先将批判的矛头重点指向“美式资本主义”，认为它存在着自由市场、信贷宽松、高风险交易和高额薪酬等弊端。而伴随欧债危机的爆发和深化，认为“欧洲福利资本主义也因债务危机难以为继”，“当前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人们并纷纷提出了关于“新资本主义”构想，主张建立有道德的资本主义、温情的资本主义、改良的资本主义和修正的资本主义。但是，多数西方人的反思仍主要局限于对“金融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他们提出的所谓“新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紧缩银根、加强监管、减少投机、政府干预等手段，增强资本主义的“道德”和“温情”色彩，充其量只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并非与现存资本主义对立的新的社会制度。
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新国家干预主义”。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等长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已走向末路。例如，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克鲁格曼提出以主张政府干预的“萧条经济学”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简单回到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西方面临的深刻危机，迄今为止西方尚未就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找到系统有效的理论与政策。
反思经济全球化，构想全球经济新秩序。倡导和推动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国际政策的核心主张，当前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在深刻反思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许多西方学者尤其是左翼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向世界蔓延的根源，美国强加的贸易、市场和金融的自由化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严重危害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当前，国际社会提出了关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诸多构想，而建立全球货币金融新秩序已成为重建全球新秩序讨论的焦点，其根本要求是改变以美元为唯一储备货币的制度，建立新的储备货币制度。但是，当前对全球新秩序的构想仍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尚难以动摇美国和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
社会民主主义处境更加艰难
从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危机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崛起的重要历史机遇。但在现实中，欧洲的左翼政党却面临更加严峻的危机，进而使近20年来一直处于困境中的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金融危机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艰难处境。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法国的社会党和意大利民主党的得票率分别为17.5%、11.2%以及9%，均低于中右翼政党。相反右翼保守党的选票却呈增长的态势，甚至排外的极右翼政党也借机扩张了地盘。
社会民主主义不胜反败的原因主要包括：首先，左翼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受到右翼挤占。右翼执政党不断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强化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强调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这些都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其次，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奉行“第三条道路”，导致其左翼身份特征不断退化。“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导致社会民主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执政理念日益趋同，它不仅遭到传统支持群体特别是党内左翼的强烈反对，同时也使民众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同样无法解决西方面临的深刻危机。
社会民主主义内部分裂严重。法国社会党长期存在“党魁之争”和“新老派系之争”，这是法国社会党多年来屡战屡败、很少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党内部的反对派于2008年2月创立了“新反资本主义党”，进一步加剧了社民党的分裂。德国社会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分化成社会民主党、绿党、左翼党等三大政党，导致其社会基础发生严重分化，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此外，在欧洲范围内还出现了由激进左翼力量组成的“欧洲左翼党”和“欧洲反资本主义左翼”两个欧洲议会党团联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分裂。
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寻求重新定位。首先，它有可能彻底放弃“第三条道路”，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进行重新定位。德国社民党工会领袖马德赫斯·马林、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和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等人都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突出左翼特色，重新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把社会基础定位于产业工人、失业者等社会中下层人群。其次，它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社会民主党主张重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以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色；不断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最后，它更加强调“全球治理”的理念。在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中，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加快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机制的改革，推动对联合国和八国集团等机构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与规制。
综上所述，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潮与运动虽呈现出日趋活跃的发展态势，但在现实的政治领域，左翼政党仍处于劣势地位，其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仍与目前执政的右翼政府存在着诸多的趋同，也无法引领当今资本主义走出危机与困境。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强劲反弹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欧美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右翼思潮不断抬头，并与反对现行统治、诉诸街头政治的民粹主义相结合，导致欧美国家的恶性排外事件和游行示威不断发生，同时爆发了“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等民粹主义运动。而持续近一年多的西亚北非民众抗议浪潮也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
欧洲右翼民族主义出现强烈反弹。当代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与法西斯主义有直接联系的传统右翼极端政党，如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和德国国家民主党；二是与传统的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的新兴极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瑞典民主党、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丹麦及挪威的进步党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极右翼政党在欧洲逐渐兴起。伴随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深化，欧洲右翼民族主义思潮与势力出现强劲反弹的态势。近年来，意大利北方联盟、瑞典人党、荷兰自由党和丹麦进步党等右翼政党陆续进入中央政府参与执政。在意识形态和行动策略方面，右翼民族主义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把欧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移民问题，利用“伊斯兰恐惧症”，以穆斯林移民为主要攻击目标，甚至极端地要求禁止一切形式的穆斯林移民。
其次，利用欧洲债务危机，抵制欧洲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利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危机和欧盟危机，反对欧盟对债务严重国家的援助计划；要求“重新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回归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甚至要求废除欧洲申根条约和统一货币体制。
最后，试图使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欧洲化。欧洲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不断谋求欧洲范围内的政治联盟，加强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来自九个国家的极右政党组成了“自由和民主欧洲”议会党团。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还试图寻求国际联合，如2010年8月以法国国民阵线领袖勒庞为首的西欧极右翼政党组团参拜日本的靖国神社，意在促进东西方极右势力的联合。
民粹主义浪潮波及全球。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依靠平民化和大众化的政治运动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民粹主义并非独立的政治思潮，但它可以通过与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潮相结合，发起社会政治运动。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街头政治和民众抗议浪潮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民粹主义运动。
罗马、马德里、雅典、巴黎、法兰克福、伦敦等地的游行示威浪潮此起彼伏，其议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美国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茶党”和“占领党”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化”。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抗议浪潮最具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抗议浪潮争取改善民生的诉求反映了民众对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两极分化严重、腐败肆虐等问题的强烈不满；在政治层面，抗议浪潮争取民主的诉求反映了对政治体制僵化、专制独裁、老人政治、家族统治等政治顽疾的强烈抗议。阿拉伯抗议浪潮缺乏独立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的草根性，以青年为主体力量等特征都使其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点，而伊斯兰主义力量借大众政治运动的崛起也使阿拉伯世界的民粹主义具有典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色彩。
国际思潮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思潮及社会发展模式日趋多元化。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危机导致美英资本主义面临严峻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动摇，国际思潮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发展模式的竞争日趋激烈，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探索发展模式将面临更宽松的国际环境，其影响力不断上升。
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异常艰难。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传统的治理机制日渐乏力，新的治理机制难以有效运转，进而使变革国际秩序的呼声日趋高涨，但“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在短期内也难以撼动。
国际关系中的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竞争更加激烈。伴随西方陷入整体性、制度性的深刻危机，西方更加重视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输出。西方继续在全球战略中彰显民主、自由、人权等传统核心价值同时，更加注重以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西方对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强力干预，以及欧洲试图主导气候变化制度，都凸显了西方维护其制度霸权的努力。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泛滥导致世界政治生态异常混乱与动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导致了“身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并突出表现为欧洲右翼民族主义强烈反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不仅直接冲击西方的社会稳定，而且导致西方自诩的多元主义文化和社会制度面临严峻挑战。全球范围内社会危机的加剧导致各种民粹主义不断高涨，无论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威权体制，均面临民粹主义的强劲冲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交织使世界政治生态进入到异常混乱的动荡期。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