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5日，中东所孙德刚副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从叙利亚危机看中东权力新格局》，全文如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从叙利亚危机看中东权力新格局

【核心提示】叙利亚的未来关乎国家、区域乃至全球权力格局的改变。叙利亚局势尘埃落定后，经过近两年狂热与动荡的中东地区将进行消化和局部调整，中东权力新格局也将随之产生。

自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街头革命”至今，“阿拉伯剧变”已持续20余个月。这场剧变从 “争民主、求民生”的内生性、和平性和地方性的政治运动，逐步演变成外生性、暴力性和国际性的军事冲突。近两年来，“阿拉伯剧变”的烈火从北非燃烧至西亚，在阿拉伯国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继“9•11”事件后影响中东格局走向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阿拉伯剧变”中，叙利亚恐将成为最后倒下的那张“骨牌”，也将成为从“剧变时期”向“后剧变时期”过渡的杠杆。当前看来，叙利亚局势急转直下，日趋严峻。一方面，叙利亚内战的枪声越来越密；另一方面，随着中、俄在安理会第三次行使否决权和安南在叙利亚的斡旋外交失败，中、俄、美、欧在安理会的分歧暴露无遗。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美、欧、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等国或将以“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失败”为由，将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的责任有意推给中、俄；同时加快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和全国委员会的步伐，帮助反对派搭建从土耳其到阿勒颇的物资援助走廊，并建立以阿勒颇为中心的“根据地”，与巴沙尔大马士革政权分庭抗礼。因此，叙利亚陷入一场由伊朗、俄罗斯和巴沙尔政权对抗美、欧、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和叙利亚反对派的 “代理人战争”已不可避免。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自由”、“民主”乃至巴沙尔总统的去留都已变成大国博弈的“棋子”，美、欧、俄、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和伊朗等外部大国的意志和干预决定着叙利亚局势走向。

由此可见，叙利亚的未来关乎国家、区域乃至全球权力格局的改变。叙利亚局势尘埃落定后，经过近两年狂热与动荡的中东地区将进行消化和局部调整，中东权力新格局也将随之产生。叙利亚的未来在哪？中东地区新格局将呈现怎样的特征？国际体系因中东新格局的产生将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君主制、共和制未来发展趋势各异

半个多世纪以来，伊斯兰势力、军队与****之间的合作与纷争影响到几乎所有中东伊斯兰国家，其三角博弈态势成为中东国家政局走向的“晴雨表”。受这三股内部势力的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两大政治模式——君主制与共和制也一直处于竞争状态。竞争的核心在于哪一种模式更优越、更有助于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复兴。未来，在叙利亚危机过后，中东三股势力重新“洗牌”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自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发展方向又将趋向何方？

海湾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封建家族统治。从政治发展来看，它们的上层建筑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部落体制和伊斯兰教义。未来，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将继续奉行统治家族与宗教势力结盟的原则，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立国之本，强化执政合法性；以石油美元为依托，加快民生改善和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谨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加强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巴林、约旦和摩洛哥等君主制国家的整合，建立“神圣同盟”，实现联合自强。

与依靠强大能源储量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趋于联合的态势不同，发生剧变的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和叙利亚等，由于伊斯兰势力上升和宪政民主的开启，内部权力结构日趋多元化。今后，这些国家将面临更加紧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问题。伊斯兰势力虽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和参政党，但在积重难返的民生问题面前，其执政经验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些新政府必须在日益多元化的宗教、教派、政党、部落等政治力量中凝聚社会共识，解决因选举而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分裂问题；此外，还必须花大力气改善民生、振兴经济。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共和制国家发生社会骚乱的可能性仍存在。

中东七雄权力平衡将改变

从二战结束到“阿拉伯剧变”的60余年间，中东地区大国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七雄”之间长期保持一种“天然的”战略平衡。七国平衡突出地表现为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阿拉伯四大中东主体民族之间的平衡，伊斯兰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平衡以及“亲西方”与“反西方”势力之间的平衡。然而，“阿拉伯剧变”打破了上述三组战略平衡，七国的权力格局开始重新分化、组合。

目前，上述各国竞争与博弈的焦点集中在前途未卜的叙利亚上。“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将走向“治”还是“乱”，能否重构政治认同、恢复其在中东的大国地位，仍具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叙利亚的未来牵动着中东地区战略平衡的重构。一方面，六国对叙利亚危机的立场各异：土耳其和沙特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以色列和埃及则暗地支持反对派，伊朗积极支持巴沙尔政权，伊拉克则奉行中立政策，中东大国的安全博弈已经公开化和白热化。另一方面，随着地区战略平衡的重构，中东地区大国的对外政策也将发生调整。土耳其和沙特在“阿拉伯剧变”中表现积极，影响力上升，与西方国家保持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北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为影响中东局势走向的重要地区组织；以色列对“阿拉伯剧变”深感焦虑，特别是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失去了其在中东的最重要盟友，同时，其对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新政权的伊斯兰势力上升也保持高度警惕，于是在“阿拉伯剧变”中行事被动，只能“顺水推舟”地暗地支持外部力量推翻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反以”政府；受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的影响，埃及新政府将奉行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竭力试图在伊朗、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

与上述中东地区大国相比，伊朗无论是作为“反美”国家的典型还是什叶派力量的代表，其安全处境都在恶化。特别是随着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对伊朗石油与金融机构实施三重制裁后，伊朗的处境更加不利。西方推翻巴沙尔政权，旨在斩断伊朗在东地中海的“触角”。因此，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旦垮台，伊朗将丧失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铁杆盟友”，美国和以色列很可能乘胜追击，向中东“反美”、“反以”的最后大本营——伊朗施加更大压力，甚至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的未来走向则更具不确定性：首先，伊拉克不得不应对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抬头的问题。尤其是美军撤离后，伊拉克恐怖袭击的频率和强度增加，新政府能否平衡好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关系，确保政体稳定，仍有待观察。其次，伊拉克正试图在逊尼派与什叶派、“反美”与“亲美”国家、君主制和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之间扮演仲裁者和中间人角色。但这一角色的扮演带有风险性，并将伊拉克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未知的面纱。

反美势力渐衰、伊斯兰势力上升 三组矛盾共促中东政治新格局

自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外部大国便对中东这块“肥肉”虎视眈眈。近代，英、法等欧洲列强的委任统治和分而治之，以及后来美、苏在中东组建的军事联盟和划分势力范围，都将中东国家纳入世界大国监管发展的轨道。除外部大国的窥觊之外，中东地区对外部的依附性也较强：由于中东地区不像东亚、南亚和欧洲那样拥有地区主导国，加上地区一体化进程缓慢，中东国家只能长期奉行追随外部大国的政策。

美、欧、俄等世界大国和大国集团的意志和战略，对“阿拉伯剧变”的发展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从冷战后中东和平进程的推动、南北苏丹的和平分手等热点问题的发展轨迹中不难看出：当美、欧、俄等世界大国取得共识时，中东地区治理就能朝着有共识的方向发展，安理会就能够发挥维护中东和平的作用；但当大国意见相左时，中东问题的解决就会陷入“死胡同”。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中、俄、美、欧在外部强加的政权更迭合法性问题上分歧严重，安理会作用有限。未来中、俄、美、欧需要形成共识，推动中东地区重建与治理。

未来，从各大国在中东的力量对比来看，美、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将上升，俄罗斯的影响力下降，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将成为中东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其中，美国对中东局势的走向起关键作用：一方面，尽管传统“亲美”国家如埃及和突尼斯新政府将奉行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但“阿拉伯剧变”摧垮了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两个“反美”政权，中东“反美”势力将逐渐衰落；另一方面，以沙特和卡塔尔为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北约”，执行着西方的意志。当然，随着中东国家内部政治力量日趋多元化，伊斯兰势力的上升和中东转型国家主体意识的增强，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俄罗斯，像以往那样继续主宰中东国家命运、维护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将缩减。

总之，在叙利亚问题尘埃落定后，中东各种力量的纷争与合作将更加扑朔迷离。民主与民生、宗教与世俗、自主与依附的矛盾恐将成为未来中东地区的三组主要矛盾。中东国家政治模式的权力平衡、中东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和外部大国在中东的权力平衡都将发生变化，中东权力新格局即将初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