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9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细说哈马斯与法塔赫的恩怨，和解之路在何方（上）》，全文如下：
细说哈马斯与法塔赫的恩怨，和解之路在何方（上）
长期以来，巴以冲突持续不断、难分难解，其根源不仅在于巴以、阿以之间复杂的领土、民族、宗教等各种矛盾，还在于巴勒斯坦内部长期存在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并突出体现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导力量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与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矛盾。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以及二者与以色列的矛盾，使巴以冲突演变成两个民族、三大力量（以色列、巴解组织、哈马斯）之间的“三国演义”。
哈马斯与巴解组织围绕巴勒斯坦建国方案、以色列的合法性、巴以和平进程均存在严重矛盾分歧。在建国方案上巴解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哈马斯组织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对待以色列合法性问题上，巴解组织从最初拒不承认以色列转向了承认以色列，但哈马斯一直拒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在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上，巴解组织选择了和平谈判的道路，哈马斯则号召对以色列发动“圣战”，坚持以武装斗争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对任何一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很多媒体简单地把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称为“哈以冲突”，尽管这不准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一轮巴以冲突主要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展开的现实。在此轮冲突中，尽管法塔赫主导的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不断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并极力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其角色显然十分尴尬。由于巴民族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受到以色列的严密控制，加之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二者分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分裂事实，使巴民族权力机构既无力阻止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也无法对哈马斯施加有效的影响。
从未来政治解决巴以冲突的难度来看，其困难既来自巴以双方的复杂纷争，也来自巴勒斯坦内部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深刻对立。从这种程度上说，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是政治解决巴以冲突无法逾越的起点。长期以来，埃及、沙特、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也曾多次斡旋解决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矛盾，并签署了一系列和解协议，但这些协议并没有得到执行，二者的矛盾对立延续至今。
2023年6月，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巴方领导人时表示，中方愿为巴方实现内部和解、推动和谈发挥积极作用。2024年4月，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北京举行会谈，其内容自然离不开如何弥合巴勒斯坦内部分歧，如何结束加沙冲突，如何为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寻找共识。法塔赫和哈马斯近期将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塔赫和哈马斯的会晤之所以引人注目，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和深刻对立。
自成立之初哈马斯和巴解组织就看彼此不顺眼
哈马斯组织的前身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1935年，埃及穆兄会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宣扬伊斯兰主义思想；1945年，穆兄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一个支部；至1947年，穆兄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了25个支部，其成员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当时，伊斯兰主义组织与民族主义组织的矛盾并不严重，甚至可以说二者最初是统一在一起的，尚未发生明显分化。当时，穆兄会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导人就是由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哈吉·阿明·胡赛尼担任的。
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巴穆兄会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战争结束后，埃及和约旦分别控制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由于埃及纳赛尔政权与埃及穆兄会反目成仇，巴穆兄会在加沙的活动遭到禁止。与此相反，约旦王室由于担心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上升，对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活动采取了纵容、支持的立场，以抗衡世俗民族主义势力。
巴穆兄会独立机构和巴解组织均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夏，巴穆兄会组织在加沙秘密成立，并向埃及穆兄会执行局派驻代表。1964年5月，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正式成立，其核心是阿拉法特于1959年在科威特领导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巴解组织创立后，巴穆兄会宣布与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脱离关系。此后，加沙穆兄会遭到纳赛尔政权打压，主要成员纷纷流亡阿拉伯各国，在加沙坚守的著名人物只剩下艾哈迈德·亚辛等人。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穆兄会派遣数百名青年在1969～1977年期间前往埃及各大学学习，并与埃及穆兄会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时也为日后的崛起储备了力量。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们陆续返回被占领土，成为巴穆兄会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由于巴解组织掌握了巴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导权，巴穆兄会组织开始与巴解组织划清界限，并主要以建立宗教学校、慈善团体、社会俱乐部等方式积蓄力量。
以色列虽然在其占领下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取缔了穆兄会，但仍允许非政治性的伊斯兰组织“在不危害以色列安全”的前提下存在和活动，其目的是利用宗教势力阻止巴解组织向巴境内渗透。1973年，经以色列占领当局批准，艾哈迈德·亚辛在加沙以非营利和宗教的名义成立了“穆加玛”（伊斯兰中心）。穆加玛以加沙为基地开办各类学校、清真寺、慈善组织、医院、图书馆、俱乐部等，积极宣传伊斯兰主义思想，并逐步向政治领域拓展，进而奠定了日后在巴勒斯坦崛起的社会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伊斯兰势力日趋活跃，并出现了“伊斯兰圣战”、“伊斯兰解放党”等一批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在此期间，“穆加玛”的活动逐步由宗教宣传转变为与以色列当局的公开对抗。1987年12月，加沙发生以色列卡车与载有巴勒斯坦工人的车辆相撞事件，造成多名巴勒斯坦工人死亡，由此引发巴勒斯坦大起义（巴勒斯坦人称“因提法达”，阿拉伯语原意为“震动、发抖、颤抖”）。在此次大起义中，巴穆兄会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1988年8月，“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式成立，并公开发表《哈马斯宪章》，其思想纲领包括：
第一，宣称哈马斯的指导原则是伊斯兰教，它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分支组织，同时也是世界伊斯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哈马斯的斗争目标是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第三，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参加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并要求所有伊斯兰国家予以支持。
第四，反对任何一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
第五，坚决反对巴解组织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世俗国家的计划，要求巴解组织完全接受伊斯兰教，放弃世俗的意识形态。
此后，哈马斯运动开始走上武装反以斗争的道路。
1990年，耶路撒冷发生2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警打死的“圣殿山惨案”后，哈马斯声称，“我们的斗争已成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战斗”。与此同时，哈马斯与巴解组织的矛盾分歧也进一步加剧。1991年，哈马斯派代表参加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德黑兰大会，时任巴解组织主席的阿拉法特拒绝给予哈马斯相应地位，表明二者之间的矛盾分歧已经公开化。
曾一度联合但终究仍是分道扬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巴以和谈的启动，哈马斯因从事暴力活动，反对巴以和谈进一步被巴解组织边缘化。1994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城市实现自治，法塔赫成为自治政府的执政党。当时，阿拉法特曾在自治政府中为哈马斯及其他反对派留有席位，但遭到哈马斯拒绝。
1994年2月，犹太极端分子残杀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惨案”发生后，哈马斯向以色列全面宣战，并把打击目标扩大到所有以色列人。此后，巴以双方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哈马斯策划实施的自杀性袭击事件，严重破坏了巴以和平协议的顺利实施，同时也导致哈马斯与巴解组织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在此背景下，法塔赫安全部队对哈马斯实施了严厉打击，许多活跃分子被关进巴勒斯坦的监狱，哈马斯领导人亚辛也因此被软禁。亚辛在1998年6月曾声称，他愿意参加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但条件是阿拉法特拒绝接受奥斯陆和平协议，并与哈马斯一道同以色列战斗，这一要求显然无法被巴解组织接受。
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持续近四年之久的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据统计，仅2000-2003年，由哈马斯等巴激进组织策划制造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多达100多起。与此同时，以方也加大了对巴激进派别的打击力度，频繁实施“定点清除”行动。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及其继任者兰提西于2004年相继在加沙地带被以军“定点清除”。
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哈马斯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已走向对抗状态。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阿拉法特采取了宣布哈马斯军事组织为非法组织、关闭哈马斯所有办事机构、命令法塔赫安全部队两次软禁亚辛等措施。但是，考虑到哈马斯的巨大民意基础，阿拉法特一直没有坚决使用武力镇压哈马斯。
2004年11月11日，巴解组织的核心领导人阿拉法特逝世。此后，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基于哈马斯的巨大影响和广泛的民意基础，巴解组织决定吸收哈马斯参与巴政治进程。哈马斯也改变策略，决定通过参加巴地方议会和巴立法委的选举，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巴政治进程，谋求现实的政治存在和利益。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巴第二届立法会选举胜利，引发巴政坛地震。2006年3月，哈马斯单独组建自治政府；6月，哈马斯宣布不再执行巴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借机发动“夏雨”、“秋云”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从2006年5月到2007年2月，法塔赫与哈马斯围绕组建联合政府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沙特国王调解下，终于达成“麦加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关于民族联合政府的安排，但并未涉及是否承认以色列的内容。2007年3月，巴民族联合政府成立，但是两派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双方的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
2007年6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同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巴勒斯坦陷入了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的严重分裂。
2008年6月，在埃及调解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12月20日，哈马斯宣布不再延长到期的停火协议，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旋即对加沙发动“铸铅行动”，直至2009年1月18日才结束。2009年2月以来，法塔赫与哈马斯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始终未能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仍是巴勒斯坦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2011年以来，法塔赫和哈马斯举行多轮对话，签署多项协议，但均未得到执行。2011年4月，在埃及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同意在2012年举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2012年2月在卡塔尔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多哈展开对话并签署了“多哈协议”。
2012年5月至2017年10月，法塔赫和哈马斯先后在埃及、卡塔尔、阿联酋等国斡旋下，数次签署双方和解的“开罗协议”。
2020年9月，法塔赫和哈马斯宣布，双方又达成了新的和解协议，计划在2021年5月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以结束派系争端。2022年10月，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在阿尔及尔签署协议，约定在一年内举行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并由阿尔及利亚牵头组建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监督此次选举。但由于以色列拒绝在东耶路撒冷设置投票站，协议无法履行，选举无限期推迟。（参见王晋：《巴勒斯坦派系矛盾的历史、症结与影响》，《当代世界》2024年第6期）
总之，法塔赫与哈马斯围绕巴勒斯坦建国以及如何对待以色列的矛盾分歧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也再次搁置了双方的和解，并使双方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未完待续……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刘中民：《巴勒斯坦内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纷争》，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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