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9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哈尼亚风暴”或已减弱，中东局势“物极必反”？》，全文如下：
“哈尼亚风暴”或已减弱，中东局势“物极必反”？
7月31日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如同向本已熊熊燃烧的中东地区冲突烈火中又加入一种特殊的燃料，导致被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折腾已久的中东局势更趋紧张。
数日来，各方势力似乎都在向剧烈燃烧的中东烈火火上浇油：伊朗连续发出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多种信号；美国迅速增强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在不断升级；哈马斯在经过阵痛后推选强硬派军事领导人辛瓦尔担任新的政治局领导人；处在冲突风口浪尖的以色列在高度戒备、积极防范伊朗报复的同时，仍毫不手软地在加沙和黎巴嫩方向继续狂轰滥炸，并猎杀了多名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高级官员。但即使如此，冲突的主要相关方伊朗和以色列截至目前暂未发生直接冲突，甚至类似4月份的发射导弹互相袭击对方本土的情况也未发生。
在哈尼亚被暗杀之初，笔者就撰文指出，哈尼亚遇刺身亡对中东地区格局的影响有限，“伊朗和以色列不会走向全面冲突，原因在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能力有限，全面冲突不符合伊朗和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的支持者美国在大选关键时期无意扩大冲突。而该事件对哈马斯组织、巴以冲突总体走势及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影响也相对有限。”（参见刘中民，《哈尼亚遇刺对中东格局影响有限，但对中东形势“有毒”》）。目前，即使仍难以排除伊朗以某种方式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但伊朗和以色列也不会走向大规模的冲突。
从时机上说，伊朗只有尽快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才能在军事、外交、舆论、道义层面取得较佳的效果。但事态的演进表明，在哈尼亚遇袭身亡已经过去近十天，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的“最适当时间”应该已经过去。在美国施压、俄罗斯斡旋、埃及和地区国家和中国共同呼吁和平的形势下，伊朗如若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报复，并升级冲突、恶化形势，其报复的效果显然已经大打折扣。
在笔者看来，由哈尼亚遇袭身亡引发的政治风暴或许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起码伊朗自己动手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军事报复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下文对伊朗未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原因以及背后中东政治的复杂性略作分析。
域内外国家共同抑制冲突升级
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抑制冲突升级，对危机管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哈尼亚遇袭身亡后，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约旦、埃及等地区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地区紧张局势施加了影响。
首先，美国以军事施压的方式对伊朗进行震慑。在军事上，美国通过迅速派出航母编队，增加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方式向伊朗发出了强烈的威慑信号，旨在震慑伊朗不要无限升级冲突。美国增加在中东军事存在的做法并非支持以色列挑起冲突，而是对危机进行管控和降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也对以色列近期破坏谈判等做法表达了强烈不满。
其次，俄罗斯在表示对伊朗支持的同时劝说伊朗克制。据报道，俄罗斯国家安全秘书绍伊古在敏感时刻访问德黑兰，在强化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的同时，向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传递了普京总统希望伊朗做出“克制反应”的信号。在俄罗斯深陷俄乌冲突的情况下，俄目前在中东的影响力以及能够向伊朗提供的支持都受到了巨大的限制。
最后，中国积极为地区形势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中国外长与埃及、约旦外长通电话的过程中，中国既对暗杀哈尼亚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同时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为尽早结束加沙冲突做出贡献。鉴于去年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不久前促成巴勒斯坦各派签署结束分裂、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中国的声音自然也会引起伊朗等方面的高度重视。
盲目扩大冲突对伊朗不利
选择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报复乃至升级冲突，对处在特殊时刻、特殊环境下的伊朗弊大于利。
首先，伊朗对以色列报复的规模很难拿捏。由于今年4月伊朗和以色列已经互射导弹，如对以色列进行报复，重复此前双方克制性、象征性的报复模式，难以达到报复的效果和目的。而扩大升级报复的方式，又必将引发以色列更大的报复，甚至导致冲突失控，双方走向大规模冲突，但这并非国内、国际处境艰难的伊朗希望的局面。
其次，在伊朗新政府成立之初的关键时间节点，盲目扩大冲突，不利于伊朗内政外交开创新局面。在伊朗前总统莱希飞机遇难、总统大选完成不久、新总统刚刚就职后，伊朗面临着国内、国际的巨大压力和挑战。而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对内改革、对外缓和的施政方针未及实施便遭遇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的外交危机。在此背景下，伊朗如不计代价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乃至引发巨大冲突，既不利于国内改革稳定，更不利于伊朗改善对外关系，甚至有可能使改革派的治国方略发生逆转。而破坏伊朗对外奉行缓和外交，特别是封堵伊朗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大门，继续刺激伊朗与美国的对抗，也恰恰是以色列希望通过暗杀哈尼亚达到的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能不能保持战略定力构成了伊朗面临的巨大挑战。
伊朗的巴以政策和对抗以色列政策已难以持续
伊朗对巴以冲突政策以及伊朗与以色列对抗的不可持续性，都使伊朗到了深刻反思关键时刻。
如果以历史和理性的态度回顾和思考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可谓耐人寻味。在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交往中，双方目前的对抗性关系与双方的长期友好交流相比，可谓弹指一瞬。双方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
伊朗和以色列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即使如此，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矛盾仍主要停留在舆论层面，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与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尤其是向伊朗出售了大批军火。双方关系的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参见刘中民：《伊朗以色列历史上长期交好，为何如今彻底翻脸了？》）
长期以来，伊朗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强硬政策和“输出革命”外交存在密切关联，伊朗一方面在巴以问题上坚持并不现实的反以政策（如伊朗前总统内贾德主张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另一方面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等激进的宗教政治组织对抗以色列。这种做法尽管扩大了伊朗地区影响力，但伊朗对以色列的激进政策、对处于“灰色地带”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其政策缺乏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当然也缺乏国际法依据。这也是以色列围绕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问题上敢于痛下杀手的原因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色列和伊朗的很多政策和做法是一种激进对激进的非理性行为，并使双方都因此遭到反噬。这是双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伊朗和以色列均无法承受全面冲突的压力
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的主线是哈马斯与以色列的矛盾、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轴心”与以色列的矛盾，但决定巴以冲突外溢规模、程度和方式的是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以色列已经陷入内外交困的困境，其长期冲突政策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伊朗更是长期处于十分艰难的内外环境下，其领导的“抵抗轴心”同样难以持续。
从中东地区发展大势来看，特别是沙特等海湾国家、阿拉伯世界、土耳其等地区国家都在相互和解，伊朗、以色列自身在此轮巴以冲突前也都各自在致力于与地区国家和解（它们彼此之间除外），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巴以冲突周边国家都无意卷入冲突，伊朗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非理性政策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并无市场，以色列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的极端政策使其在国际社会乃至西方陷入严重孤立。
总之，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物极必反、不破不立。对于中东冲突与和平的关系也是如此，萨达特、拉宾、沙龙等阿以冲突战场上的斗士，也都曾在冲突走入死胡同后选择和平。从这种程度上说，尽管当前中东和平的曙光仍未出现，但冲突走向极端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和平，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但在此过程中的冲突各方付出的代价则十分沉重。但愿中东各方能接受历史教训，尽快结束冲突、走向和平。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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