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2日，上外中东研究所韩建伟副教授就哈尼亚遇刺及其反映的伊朗内部问题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见《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32期），全文如下：
哈尼亚之死背后：“定点清除”并未摧毁哈马斯
7月31日凌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暗杀身亡，前一天他刚刚参加了伊朗新当选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的就职典礼。尽管以色列尚未“认领”此次暗杀行动，但外界普遍认为哈尼亚之死是以色列针对哈马斯领导人“定点清除”进程的一环。 由于哈马斯组织结构中有应对危急情形的机制，哈尼亚的死虽影响重大，但并不会大幅削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行动能力。但此事暴露了伊朗安全系统的重大漏洞，也使地区局势更为紧张。
暗杀
过去几年里，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卡塔尔。进入2024年以来，他公开前往德黑兰的行程有两次：第一次是5月23日，伊朗前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因直升机事故遇难后，哈尼亚现身莱希的葬礼；第二次是7月30日，他出现在伊朗新当选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的就职典礼上。
7月30日，哈尼亚作为外国嘉宾的一员来到了德黑兰。伊朗国家媒体公布的照片中，哈尼亚先是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随后会见了佩泽希齐扬。下午，他来到伊朗议会大楼，坐在前排见证了佩泽希齐扬的就职。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作为媒体观摩了那场典礼，也望见了哈尼亚。她告诉本刊，那天议会里“摆满了椅子”，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等多国总统、各国使节和伊朗官员、议员们都来了，除了哈尼亚，现场还有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和也门胡塞武装（Houthis）的领导人。“典礼结束后，所有人都团团簇拥在一起，哈尼亚上前和佩泽希齐扬拥抱、亲吻、合影，议员们也纷纷与两人握手、拥抱。场面几乎失控，大家都非常开心，过了很久才慢慢离场。”李睿说。
当天傍晚，哈尼亚又现身位于德黑兰西城的米拉德电视塔（Borj-e Milad）。现场视频中，夕阳渐落之时，哈尼亚参观了含有加沙战争内容的展览，他在伊朗官员的陪同下，走过仿制的麦加克尔白“天房”和耶路撒冷圆顶圣殿，走过一片片战争废墟场景，和参观的民众打招呼，情绪显得十分放松。
可就是在当晚，31日凌晨2时左右，哈尼亚在住所内身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公关办公室称，哈尼亚和保镖“在住所遭到袭击后丧生”，原因未知。
天亮后，哈马斯在官方声明中确认了哈尼亚的死讯，并称哈尼亚是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空袭”。哈马斯高官哈利勒·阿勒哈亚（Khalil al-Hayya）引用目击者说法称，“一枚导弹直接命中了哈尼亚”。但由于伊朗官方当时未正式披露袭击细节，各类说法众说纷纭。7月31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张据称是伊朗官员分享的照片，照片中是德黑兰北部高档街区扎法拉尼耶（Zafaranieh）的一栋六层大楼，大楼一角有烧黑的痕迹，被数块深色布盖住，一楼屋顶上可以看见瓦砾。次日，该报引用多位伊朗、美国和中东国家官员说法称，哈尼亚是被提前安置在他住所内的爆炸装置所暗杀的。他此前多次来德黑兰时都入住了这栋建筑。31日凌晨，在确认哈尼亚身处房间内后，炸弹被远程引爆。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日报道称，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雇用了伊朗特工，在德黑兰酒店的三个不同房间里安置了爆炸装置。
但在8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推翻了前述的说法，表示基于目前为止的调查，哈尼亚是被安置在住所之外、携带了7公斤炸药的“短程导弹”击中的。
但在哈尼亚身亡的7月31日前后，以军方（IDF）的X平台账号仅发布了“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克尔（Fuad Shukr）和在加沙地带杀死了哈马斯“卡桑旅”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Mohammed Deif）的消息，对哈尼亚身亡一事只字未提，既不承认也未否认。
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王晋向本刊分析称，从袭击方式和随后以色列的表态来看，此次事件大概率是以色列通过伊朗境内的情报人员的“里应外合”，在德黑兰实施的暗杀行动，“选择此时动手，是因为暗杀哈尼亚是以色列过去几个月来的一项重要任务。行动的时机通常是前方的情报人员选择的，一旦出现打击时机，往往需要后方决策人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
哈尼亚
哈尼亚死后，一些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为其悼念，一名网友说：“哈尼亚像一名巴勒斯坦人一样活着，又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一样死去（指非正常死亡）。”
1962年，伊斯梅尔·哈尼亚出生在加沙地带的沙提难民营（Al Shati Camp）。“沙提”（shati）意为海滩，营地位于加沙城以西的海边，居民都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逃亡或被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裔，哈尼亚的父母来自现以色列城市阿什凯隆（Ashkelon）所在地区。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击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并从埃及军队手中夺得加沙地带控制权，因此哈尼亚5岁起就生活在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之下。
1987年，哈尼亚获得加沙伊斯兰大学的阿拉伯语文学学士学位。同年12月初，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爆发，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也称法塔赫）领导人的阿拉法特在突尼斯流亡期间，远程指挥巴勒斯坦人进行“非暴力”斗争。但和哈尼亚同样来自阿什凯隆、后来逃往加沙地带并定居在沙提难民营的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决定发起一场全新的运动，即后来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刚刚大学毕业的哈尼亚还是一位无名小卒，但因参加抗议活动，他三次被以色列逮捕，后两次分别被监禁了6个月和3年。1992年获释后，哈尼亚和哈马斯领导人兰提西（Abdel-Aziz Rantissi）、扎哈尔（Mahmoud Zahhar）等几百名活动分子被以色列流放至黎巴嫩南部，此后的一年里，这群活动分子在山区艰苦的条件里露营，其间写书、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获得曝光的同时结为了更加紧密的同盟。
次年哈尼亚流放结束返回加沙后，立刻被任命为伊斯兰大学的系主任，领导学校里的哈马斯学生运动，而这一工作后来也得到了亚辛的肯定。1997年，亚辛被以色列释放，哈尼亚开始担任亚辛的办公室主任。两人的密切关系让哈尼亚在哈马斯内部节节高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告诉本刊，亚辛在世时，哈尼亚是给亚辛推轮椅的人，两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2004年3月起，亚辛和副手兰提西相继被暗杀身亡。2005年12月，哈尼亚成为哈马斯领导人，次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获胜，2006年起短暂担任巴勒斯坦总理。
从“第一次大起义”中诞生以来，哈马斯的总体方针是建立一个“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国，同时否认以色列国的存在。但随着哈马斯的组织结构屡次被以色列军方打散、奥斯陆和平进程的进退，以及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力量的此消彼长，哈马斯领导人的政治目标也不总是一致且一成不变的。
2005年选举获胜后，不接受哈马斯获胜的以色列和美国开始对巴勒斯坦政府实施制裁，包括停止转移以色列代收的数千万美元巴勒斯坦地区税金、要求巴勒斯坦归还未动用的西方援助资金等等。2006年6月，哈尼亚在加沙地带接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深度参与巴以和谈的美国学者杰罗姆·西格尔（Jerome Segal），前者用阿拉伯语口述了一封短信，西格尔用英语记录下来，并转交给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短信的内容是哈马斯“不介意”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并愿意开启“多年的停火”。西格尔在信中评论道，哈马斯的表态等于承认以色列国。但据《国土报》报道，美国政府没有回应哈尼亚的提议，并继续抵制哈马斯政府。
在哈马斯内部，哈尼亚是主张巴勒斯坦各派别之间和解的人之一。住在加沙的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官员扎库特（Jamal Zakkout）近日接受以色列独立媒体《+972》杂志采访时说，哈尼亚在学生时期就领导过声援阿拉法特的抗议；即使在奥斯陆和平进程期间，哈马斯被边缘化，哈尼亚也愿意与PA成员扎库特会谈，他还试图参加被哈马斯抵制的1996年巴勒斯坦选举。
哈佛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常年关注加沙地带政治经济状况的犹太裔学者莎拉·罗伊（Sara Roy）在《哈马斯与加沙地带的市民社会》一书中也记录了许多细节：2007年，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拥有美国、埃及和约旦武器支持的法塔赫矛盾激化，两个组织在加沙地带发生武装冲突，最终哈马斯武力夺取了加沙。但在哈马斯另一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Khaled Meshal）下令行动前，哈尼亚曾表示反对，理由是行动可能进一步激化两大派别之间的裂痕。
那次冲突后，哈尼亚被时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单方面解职，但哈马斯拒不承认阿巴斯的命令，哈尼亚仍在加沙地带执政。2017年，哈尼亚接替迈沙阿勒成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开始代表哈马斯与国际社会接触。由于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全面封锁，人员流动不易，哈尼亚移居卡塔尔多哈。李绍先说：“哈尼亚在国外时，能够在伊朗、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国家频繁走动，全面负责与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组织的关系。他在海外筹款方面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但哈马斯不由哈尼亚一个人说了算。2017年，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接替哈尼亚，当选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成为加沙事实上的统治者。辛瓦尔曾是哈马斯内部安全部门（Majd）的创始人之一，其主要任务是纠出并惩罚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合作的“巴奸”。他也因杀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士兵而多次入狱。2011年，在以色列监狱中服刑22年后，辛瓦尔作为以色列被俘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的交换条件被释放，此后他与军事部门“卡桑旅”建立了密切联系。2017年辛瓦尔当选后，国际舆论认为，辛瓦尔比哈尼亚、迈沙阿勒等老派领导人观点更激进，他的当选也给哈马斯内部“加沙派”和“海外派”的派系斗争画上了句号。
此外，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和政党，哈马斯的职能有社会福利、宗教、安全、军事等，成为执政党后还开展了其他公共服务。挪威学者罗弗利（Frode Løvlie）在2013年发表的《哈马斯1996年和2006年选举策略》一文解释了哈马斯自1987年成立以来的组织架构：其最高政治机构“协商委员会”在加沙、约旦河西岸、海外和以色列监狱内被囚人员中都组成了分支委员会，分别管理各地的职能部门；1992年，最高协商委员会又成立了政治局，后者负责筹款、外交和日常管理工作。
罗弗利认为，哈马斯各分支在不同地域、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各自运作、常有分歧，因此发展出了一套垂直且包容的决策形式，即重要决策无需由政治高层决定。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人员越境突袭以色列，杀害1200名以色列和外国公民并劫持200多名人质，以色列旋即发起“铁剑”军事行动，对加沙地带进行报复性打击，截至2024年8月3日，已有至少394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91128人受伤，另有超过1万人失踪。一条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哈尼亚在多哈观看了10月7日袭击的电视新闻，随后和随从人员一起跪下祈祷。但很多分析指出，很难确认哈尼亚是否参与策划10月7日袭击或有多少知情，因为袭击是位于加沙地带的实际掌权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尔和军事派别“卡桑旅”成员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策划的。
但无论如何，在公开场合，哈尼亚对辛瓦尔和“卡桑旅”的行动表示了支持。战争开始后，哈尼亚与伊朗、土耳其等国外交官员会谈，并频繁代表巴勒斯坦人陈述立场，谈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的威胁、对加沙的封锁、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和“回归”的权利。
哈尼亚的重要身份和他的高调言行，让以色列方面早已将其列入“暗杀清单”。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五度空袭了哈尼亚在加沙地带亲属的住所和车辆。用哈尼亚自己的话说，袭击共造成他的兄弟姐妹、子辈和孙辈等60人的死亡。2024年4月，哈尼亚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孙辈驾车出行时遭遇空袭身亡，以方称哈尼亚的儿子是“哈马斯成员”，“正在前往从事恐怖活动的途中”，而其他大多数消息来源称当时他的家人正准备去过开斋节。中东之眼（MEE）在袭击后发布的一段手机视频显示，哈尼亚的一个孙女在袭击前几分钟欢呼称，“开斋节到了”。
2023年12月1日，摩萨德披露的一项计划称，以色列将追杀在全世界各地居住的哈马斯领导人，涉及黎巴嫩、土耳其、卡塔尔等国。李绍先指出，哈尼亚作为哈马斯代表，在各国频繁露面、行程公开，以色列要暗杀他并不困难，但若在卡塔尔等国“动手”，可能会酿成外交事件。
1997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下令毒杀身在约旦的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却以失败告终。约旦以中止和平协议威胁以色列，危机最终在美国调停下才得以平息。因为艾哈迈德·亚辛作为交换条件从以色列监狱被释放，危机的结果被以方视为一场“灾难”。而2010年摩萨德特工在阿联酋刺杀另一名哈马斯高层，行动虽然成功，但由于特工伪造了英法德澳等国护照，导致以色列外交官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地被驱逐，引起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多国舆论不满。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韩建伟向本刊分析称，以色列之所以选择在德黑兰暗杀哈尼亚，一方面或是要报复此前戈兰高地一个足球场遭到疑似真主党火箭弹袭击的事件，在无法和真主党全面开战的情况下，以方只能加快“定点清除”的速度，接连杀死真主党和哈马斯领导人，以平息民怨；另一方面，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朗等三国“无所顾忌”地行动，由此也可以让伊朗陷入克制与反击“两难”的境地。
李绍先认为，作为哈马斯象征人物的哈尼亚被暗杀，对加沙战场的实质意义不大，“哈马斯内部的核心决策层身在加沙，但以色列遍寻不到辛瓦尔，却要在打击哈马斯的军事目标上给国民一个交代，来提振国内士气”。李绍先也提到，哈马斯是在80年代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氛围中诞生的，自诞生初期其组织就有一条“铁律”——“替补规则”，即任何一个层级的领导人身亡，他的副手自动替补上来，不需要开会、任命等程序。这也能解释为何自2004年来，以色列暗杀的哈马斯领导人“一茬接一茬”，但并未影响到哈马斯的存在，后者还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了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给以色列造成巨大损失的袭击。他指出，有传言称，之前因年龄而隐退的前领导人迈沙阿勒将接替哈尼亚的职位，但李绍先认为，哈马斯五位创始高层中，亚辛、兰提西、哈尼亚已死，只有隐退的迈沙阿勒和扎哈尔还在世，哈马斯更年轻一代的领导可能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震荡
8月1日，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大学附近参加了哈尼亚的送葬仪式。伊朗通讯社的视频显示，人们举着巴勒斯坦国旗和真主党的旗帜，举着哈尼亚的海报，也有人在焚烧以色列国旗。凤凰卫视记者郑凯在仪式现场，看到了不亚于为前总统莱希送葬的人群。他说，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并不那么悲痛”，更普遍的情绪是愤怒：“因为伊朗人非常热情好客，总统就职典礼请来的客人被暗杀，是对伊朗人的一种羞辱。”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出席了哈尼亚的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更是流下了眼泪。伊朗记者向他提问时，佩泽希齐扬先是哽咽地说：“我现在说不出话来。”此后又有报道称，佩泽希齐扬感慨于哈尼亚是因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而死。
哈尼亚被暗杀后，哈梅内伊发表了言辞强烈的声明，“犯罪的、恐怖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杀害了我们家中敬爱的客人，这让我们深感悲痛，但也为对其实施严厉的惩罚铺平了道路”。他表示，伊朗有责任为其领土上“殉难的英雄”复仇。《纽约时报》引用三位匿名伊朗官员的说法称，哈梅内伊在7月31日举行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上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考虑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和海法附近的军事目标进行联合攻击，同时会避免袭击平民目标；另一个选项，则是从伊朗和盟友的其他战线（包括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协同攻击，以达到最大效果。
但并非所有伊朗公众都希望积极打击以色列。据李睿观察，许多伊朗老百姓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较为冷感。她的朋友是一名重症监护室护士，2000万伊朗里亚尔的月薪在当前的汇率下仅有350美元。经济压力让一些普通人对革命卫队向哈马斯、真主党等外国代理人每年输送的巨额资金颇有怨言。
除此之外，即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便将巴勒斯坦事业作为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在哈马斯成立后便全力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但两者的关系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深受地缘局势影响。李睿观察到，过去十余年间，伊朗与哈马斯的关系其实有着六七年的空白期，其中一大原因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过去从德黑兰到大马士革，再到巴勒斯坦的资金和武器输送路线被叙利亚的战乱所中断。另一方面，两者的立场并不总一致，在叙利亚战场上就曾走到对立面：伊朗支持同属什叶派的叙利亚政府，而哈马斯背后的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背景，和叙利亚内战中反政府的伊斯兰主义者意识形态相似。
“但2016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同时又在中东推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世纪和解’，哈马斯与伊朗的生存空间都日益缩小，迫使两者走得更近。2017年哈马斯派代表团访问伊朗后，哈马斯再度成为哈梅内伊的座上宾。”李睿记忆犹新的是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葬礼上，哈尼亚来出席时站在了莱希的身后；而在莱希的葬礼上，哈尼亚主动站到了棺木平台上以示亲近和哀悼。
“座上宾”被暗杀，暴露了伊朗严重的安全漏洞。8月3日，《纽约时报》引用两名知情人士的说法称，伊朗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已逮捕了20多人，包括高级情报官员、军事官员、军方所经营宾馆的工作人员等，以追查哈尼亚被暗杀一事。韩建伟认为，暗杀事件后，连哈梅内伊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都第一时间被泄漏给了《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说明伊朗政府内部有大量反对人士在向外递情报。但她认为，除了反政府人士以外，更大的漏洞在于伊朗在长年制裁下，没有发展出高水平的情报技术和网络安全能力，在以色列这样长于情报的国家面前不堪一击。
在德黑兰生活了16年的李睿看到的则是伊朗官僚机构繁冗带来的问题，“部队有国家军队和革命卫队，安全部门则有情报部门和革命卫队的下属情报部门，彼此平行、互不买账”。此外还有安全意识上的疏漏，“即使表面大张旗鼓、组织严密、气氛紧张，实则漫不经心”。5月在德黑兰举行的莱希送葬仪式上，由于预计参加人数众多，伊朗官方制定了严格的安保规定，李睿和摄像师提前一天将摄影器材送交。而仪式当天，组织者也为男性和女性分别设置了安检门，“但在现场，就有观众绕过安检门、翻越栏杆直接进入现场”。
8月3日晚，在距离德黑兰2000公里外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原本每周为呼吁释放人质举行的示威因担心伊朗的报复行动而取消。然而，人质家属们还是涌上了街头。《国土报》记录下了一名人质母亲马坦·赞高克（Matan Zangauker）在基里亚军事基地外的呼喊：“双方已经达成了释放人质的协议，但内塔尼亚胡却故意针对协议进行攻击。他选择让局势升级，而不是达成一项可以挽救生命并防止危险升级的协议。内塔尼亚胡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他抛弃了人质。……这场表演是为了什么？”当天前往埃及进行谈判的以色列代表团，在又一次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回到了以色列。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观点仅为作者或被访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研究机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