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国内中东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协同合作，推动中东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和学术新人的培养，2019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变化转型时期的中东政治与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共40余人出席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中东研究所代表团成员包括：钮松、章远、包澄章、潜旭明、赵军、邹志强和舒梦等7名研究人员，以及张帅、穆春唤、赵跃晨、高瀚、卢秋怡和孙杰等6名博士研究生。
在29日上午举行的研讨会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付志明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助理包澄章副研究员先后致辞。付志明教授从学术传承、学科定位、研究领域等方面介绍了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和中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出青年学者要继承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加强学术交流，拓展研究视野。包澄章副研究员代表刘中民所长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师生为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召开所付出的努力，介绍了上外中东研究所的历史沿革、研究领域和队伍建设等情况，指出中东问题的复杂性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强交流，打破学科壁垒，培养学术新人。
开幕式后两个单元的研究生论坛分别由上外中东研究所包澄章副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李海鹏助理教授主持。来自两家单位的13位研究生先后作会议发言。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博士研究生于迪阳的发言题目是《句型分类的本质——以阿拉伯语语法传统为视角》。他在发言中指出，传统阿拉伯语语法理论中，句型一般被分为名词句和动词句两大类。也有语法学家将时空句视为一种独立的句型。名词句、动词句和时空句的主要区别在于句中主位成分的支配者不同。名词句主位成分的支配者是起首结构，动词句的是动词，而时空句则是时空语或介词短语。在判断句子类型时，除支配者外，还需考虑句首成分的语法功能。只有在句中承担主语或谓语功能的句首成分才能作为确定句子类型的依据。在一些情况下，动词本身可以被视作包含了主语和谓语的动词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硕士研究生林晨昭的发言题目是《赛义德·阿克勒黎巴嫩语言民族主义研究》。他指出，萨义德·阿克勒的黎巴嫩语言民族主义在腓尼基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借鉴了其他国家的语言改革运动，以对抗泛阿拉伯主义思潮。他提出“字母革命”与“语言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创建阿克勒“黎巴嫩语”字母表；主张去阿拉伯化，否认“黎巴嫩语”是阿拉伯语的方言变体；呼吁从黎巴嫩语言民族主义走向地区语言民族主义。“阿拉伯世界”通常被视作一个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的整体，阿拉伯语及其所附有的意识形态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主流。然而，“黎巴嫩语”及黎巴嫩民族主义的出现对这种强大的阿拉伯身份认同形成了挑战。
上外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穆春唤的发言题目是《跨界民族特点与叙利亚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发展》。她在发言中提出，跨界民族群体维持本民族认同，利用边界的渗透性特点使民族运动向邻国同民族地区外溢。叙利亚的库尔德运动起步相对较晚，叙利亚政府曾对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运动组织采取开放政策，这使得叙利亚库尔德运动在动员、组织、意识形态以及行动等方面，深受上述两个国家库尔德运动外溢效应的影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硕士研究生王页天的发言题目是《伊斯玛仪派的早期发展与法特梅王朝在北非的建立》。他在发言中指出，伊斯玛仪派衍生于什叶派，得名于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的长子伊斯玛仪。而十二伊玛目派所承认的第七位伊玛目穆萨·卡基姆则与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伊斯玛仪先于其父贾法尔去世，导致了伊玛目继承权的争议，伊斯玛仪派承认伊斯玛仪的长子穆罕默德为第七任伊玛目，根据该教派的历史周期论，穆罕默德是第六世代的第七代伊玛目，也是第七世代的宣读者与继承者。该支派的宣教师阿布·阿卜杜拉·什叶前往易弗里基叶地区的库塔马部落传教，拥立欧贝德拉·麦海迪推翻艾格莱卜王朝，定都凯鲁万，建立了法特梅王朝，历任4代哈里发之后，才迁都至埃及。
上外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卢秋怡的发言题目是《西撒哈拉问题的发展历程、影响及症结》。她在发言中提出，西撒哈拉问题是北非地区久悬未决的难题，其实质是西撒哈拉的最终归属在相关各方奉行“利益至上”的主宰下难以解决而引发的长期冲突与斗争。西撒哈拉问题长期受到历史、国内政治和经济、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相互推动，是殖民主义、强权政治、地区博弈与利益追逐的结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博士研究生孔雀的发言题目是《塞勒娃·伯克尔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她在发言中指出，埃及女作家塞勒娃·伯克尔擅长在她的作品中描写阿拉伯底层社会的女性境遇，“疯女人”是她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学者吉尔伯特和古巴尔将疯狂与颠覆和抵抗女性写作联系在一起。她们将《简·爱》中的角色疯狂的伯莎·罗切斯特的解读为作者的双重身份，表达了作者的焦虑和愤怒。在塞勒娃·伯克尔的作品中，疯狂常常与愤怒联系在一起，反过来抗议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父权制的社会化使妇女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变得病态。
第二时段的研究生论坛共有7位报告人发言。上外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赵跃晨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变局后沙特外交中的教派因素分析》。他认为，中东变局后，美国在中东奉行战略收缩和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使得地区教派问题呈现出“灰犀牛事件”的特征。为应对地区动荡和教派冲突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沙特阿拉伯通过将教派问题安全化，为其推行强硬外交提供“正当”理由，其手段包括建构教派问题出现的威胁认知、传递教派问题蔓延的危险信号、促使听众相信教派问题的存在、形成应对教派问题的外交政策等。从结果来看，教派问题已然成为中东地区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和推动地区博弈的工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博士研究生艾文迪的发言题目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土耳其和中国的人文交流》。她在发言中就“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土两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交流机遇、基本范围及成果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土耳其人经常说：“中土两国人民在2000年前就是邻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土耳其历史悠久，位于亚欧之间，被称为“文明的摇篮”，其古代文化灿烂辉煌，为亚洲、欧洲、中东地区多元文化之精萃。中土两国的人文交流同样历史悠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互相影响，互相关联，形成并留下了极其丰厚的人文交流资源。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后，土耳其和中国进一步扩大了政治、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
上外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帅的发言题目是《中国中东农业外交的行为逻辑与伙伴选择》。他指出，中国中东农业外交是将中国农业综合实力转化为中国在中东战略能力的一种外交范式，其内驱动力主要源于中国提高中东地区发展影响力、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农业话语权等外交目标。根据中国中东农业项目、双边伙伴关系、对象国政治稳定等因素，中国中东农业外交伙伴可分为四个层次。中国在与地区国家开展农业外交时，需处理好广泛性与针对性、层次间和跨层次间、长期性与阶段性三重关系。
上外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孙杰的发言题目是《本-古里安政府对内盖夫地区的治理开发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他提出，本-古里安政府基于国家主义对内盖夫荒漠地区进行治理开发，不仅使以色列在荒漠治理开发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还扩展了以色列的生存空间。以色列在对荒漠地区的开发治理实践，值得中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实现当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借鉴经验。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博士研究生熊亮的发言题目是《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他指出，在黎巴嫩独立之后到内战爆发之前，一系列有利因素的作用下，黎巴嫩不仅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同时还实现了相对的金融稳定。黎巴嫩内战爆发的经济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和寡头垄断，这二者与教派割据的叠加使黎巴嫩社会经济发展承受了巨大压力，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没能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上外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高瀚的发言题目是《2018年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新发展探析》。他分析了2018年中国的中东外交在政治、经贸和安全领域都取得的主要成就，指出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引领下，“责任理念”“共享共赢理念”“规则理念”提升了中国中东外交的道义高度。但中国中东外交仍面临地区动荡、外部舆论压力和干涉主义等挑战。因此。推动各国在中东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形成区域合作共识，要求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硕士研究生张江龙的发言题目是《埃及中间党初探》。他在发言中指出，埃及中间党是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组织。1996年埃及中间党正式成立，其产生直接受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埃及逐步兴起的伊斯兰中间主义运动的影响，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的自我反思和革新，以及他们实现埃及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愿望。本文论述埃及中间党建立的背景与政治主张，并分析埃及中间党的合法化历程与埃及“一·二五革命”后中间党的政治化进程，以探究新的历史时期埃及政治伊斯兰组织的新发展动向。
29日下午的研讨分三个单元进行。第一单元的研讨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付志明教授主持，主题是“中东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四位学者先后作会议发言。
上外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伊斯兰朝觐对新中国与沙特关系的影响》。他指出，朝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沙关系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1955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1979年邓小平访美和1990年中沙建交是三个关键时间节点，朝觐在其中均发挥了“正能量”的作用。中沙关系从最初的纯宗教来往到宗教与非政治并举，直至迈向全方位交往。中沙朝觐关系的良性发展事关两国关系的全局，这在三个历史阶段均得到了清晰验证。
上外中东研究所章远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变局以来约旦国内政治治理的权力困境》。她认为，中东变局以来，约旦经历了地区普遍的政治发展环境变化，该国因此不得不为应对民众不满而反复调整政策。同时，约旦又因地缘、政治文化、国家政体的特性，获得了差异性的发展机遇。约旦目前面临依附经济、失业率高居不下、难民压力、水资源匮乏等治理难题，背后折射出约旦王室、政府、议会、国民以及国家在地区的话语权等诸多权力无法理顺合法性来源和使用边界的困境。约旦破局的希望蕴含在开辟有效的新经济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孙晓雯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共产主义在埃及的发展》。她指出，埃及是中东地区最早建立共产党的国家之一。1921年，埃及社会党的成立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埃及的兴起。尽管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来自欧洲的外来思想进入埃及社会，但其在埃及社会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并与埃及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进程相互交融，反映了埃及人民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诉求和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渴望。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困境重重。来自埃及政府的镇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化解释、缺乏对工人和农民的动员能力，以及苏联解体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等因素，导致了埃及共产主义运动逐渐式微。
上外中东研究所舒梦助理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北非乱局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发展》。她指出，长期以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北非地区安全的重要威胁，地区乱局为该组织宣扬极端意识形态和实现组织结构转型提供了重要试验场地。近年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进行了意识形态调整、组织结构转型与招募策略升级三方面的实践，积累了组织发展经验，缓解了组织内部矛盾，并将萨赫勒地区变其附属组织“撒哈拉酋长国”的主要活动区域。
第二单元的研讨由上外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主持，主题是“中东国家转型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四位学者先后作会议发言。
上外中东研究所赵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区域组织的宪法保护作用：一项阿盟与非盟的比较研究》。他通过对阿盟和非盟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区域组织参与宪政保护的动因、路径及结果。他认为，区域组织往往在共同规范遭到侵蚀和破坏、区域组织成员国的宪法秩序遭到破坏以及人权遭到践踏时选择介入；区域组织拥有一套认定破坏宪法秩序、执行机构、制裁以及宣布恢复宪法秩序的标准和原则；区域组织保护宪政秩序的绩效因当事国破坏宪政秩序手段、对象和类型的差异而不同。
上外中东研究所潜旭明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变化转型时期的伊拉克政治与经济》。他指出，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建立起联邦制，原中央集权体制终结。2018年5月伊拉克大选后，新一届政府因缺乏超强党团的强有力支持。在经济方面，伊拉克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措施，但在政治风险、国民经济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和地区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下，伊拉克政府仍面临巨大挑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李海鹏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叙利亚伊斯兰教治理政策浅析（1982-2010）》。伊斯兰宗教政策直接关系到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稳定和政权合法性。他指出，哈菲兹·阿萨德执政后期，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传播并塑造着一种温和、平衡的伊斯兰宗教话语，同时通过库夫塔里耶教团、谢赫赛义德·赖麦丹·布提以及宰德运动等亲政府宗教学者或团体，维持着对逊尼派社会基层的有效管控。巴沙尔·阿萨德执政初期，出于国内外政治压力下开始推行一种短视、失衡的伊斯兰宗教政策，导致政府对逊尼派宗教网络控制力松动、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死灰复燃、极端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和团体增殖，并对内战早期叙国内政治走势产生了间接影响。
上外中东研究所邹志强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联合国发展议程视角下的阿拉伯国家转型》。他的发言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全球发展治理的引领出发，分析了阿拉伯国家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面临的六大发展挑战，并提出了阿拉伯国家发展转型的三大目标和十二项优先议程。
第三单元的研讨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林丰民教授主持，主题是“中东国家历史、语言与文化”。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肖坤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埃及马穆鲁克制度的终局》。她在发言中指出，法国的入侵严重削弱了埃及马木鲁克的军事实力，造成其巨大的人员损失，影响到整个马木鲁克阶层政治力量的维持，致其无法独自垄断埃及政治，而埃及本土大众、宗教学者等各方面社会力量开始有机会参与国家决策行为。1825年起，穆罕默德·阿里全面推进埃及行政体系的现代化改革，促进了文职官僚阶层的发展与壮大，加速埃及政治本土化进程，马木鲁克阶层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大幅降低。而马木鲁克贸易的衰落与终结使马木鲁克阶层无法获得新的人员更新与补充，导致该群体最终消失。及至19世纪末，随着马木鲁克贸易的终结，逾千年的埃及马木鲁克制度终于退出历史。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袁琳博士的发言题目是《伊巴德派早期政治思想中的平等主义与理性主义》。她指出，伊巴德派作为伊斯兰教第三大教派，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主要区别在于该派拒绝穆斯林共同体最高权力的家族化和部落化，而坚持其平等主义主张，认为不考虑出身等先天因素，只要是穆斯林就可以参与伊玛目的选举。同时，他们作为穆斯林世界的边缘群体，首要群体利益在于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因应现实的理性主义成为其发展过程中宗教与政治主张最为突出的特征。
上外中东研究所包澄章的发言题目是《抵制、全球化与情感经营：基于可口可乐中东发展史的考察》。他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阿盟集体抵制可口可乐在中东地区业务的动因、立场、手段和效果，指出可口可乐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史深受地区局势、美国中东政策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一段抵制与反抵制、全球化与本土化、情感经营与公共外交相互交织的历史，同时也是当代中东政治发展史、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史的缩影。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廉超群博士的发言题目是《语言象征性与语言冲突——以阿拉伯语世界为例》。他提出，语言象征性是语言冲突的机制之一，并解释了语言如何被赋予社会-政治意义并进而成为社会-政治冲突的代理。基于阿拉伯语世界语言冲突经验，他指出维持语言冲突的象征性具有稳定冲突下社会-政治结构的效应，而语言冲突的去象征化将有可能激化原有社会-政治冲突，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闭幕式环节，上外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付志明教授先后作总结发言。双方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为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青年学者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双方将继续深化落实今年5月达成的合作机制，推进中东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和学术新人的培养。
